2003年2月，冬假即将结束，又一个学期临近。

晚上，我在家里整理着新学期的课表，去年我有两门课程没有通过，一门心理学，一门体育理论。已修得的学分合计64分，按一门课程8分计算，二年级我只需再修得7门课程，便可以如期完成文化课的120分。

想想这120学分占总学分的50％左右，也就是说为了学习专业而考入美术院校的学子们，在大学四年里要花费两年的经历和时间去攻读专业以外的文化课，这让我想到了佐久间先生。年过五十的他为人亲和，在教学上认真严谨，是雕塑系里唯一专攻人体雕塑，也是在人物雕塑技法表现上较为权威的专业老师，我一直以为他是本校教工，却没想到偏偏这样一个很受欢迎的老师是作为外聘在此执教的。

在一次系内的教师作品展上，我看到佐久间的简介上赫然写着：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美术学科雕刻系中退。原来佐久间也曾是本校的学生，专业如此优秀的人怎么会中途退学，学生们对其中的原委猜测不已。

一次机缘巧合，我和佐久间闲聊之余，由于好奇心驱使便冒昧地问了他退学的原由。佐久间听后竟爽朗地大笑起来，据他所说，当年他考入雕塑系是为学习专业而来，可偏偏被大量的文化课占据了大半的时间。虽说学习任何专业，都有必要补充文化知识，但毕竟作品制作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艺术专业重在技能实践，即便本科四年的时间全用来制作，都还觉得不够用呢，谁还会把时间用在学分量如此繁重的一般教育课程上。

于是佐久间在一年级的下学期，便开始无视文化课的选修，他整天埋头于工作室，将大把时间都用在制作上。这一做法未免有些极端，但也显示出他对雕塑的热爱，和对课程编制的不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二年级下学期，校方发现佐久间竟然一直没有履修文化课，于是对他提出了通告，即不在后两年里修满文化课的学分，将不允许毕业。

佐久间得知消息后没有反驳，他依旧听而不闻，整天忙于制作。就这样直到四年级的开学之际，校方对他的所作所为忍无可忍，宣告他不许毕业，留校察看。佐久间最终还是和大家一道完成了毕业创作，在其他同学完成学业即将毕业之际，佐久间悄然离开学校，他选择了退学。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高校也算是少之甚少。佐久间的退学和他留下的毕业作品算是对学校教育体制最强有力的对抗吧。可如今我怎么也想象不出面前这个矮墩墩的，戴着一副眼镜，面容慈祥，眉宇间却有着一股刚毅之气的佐久间先生会是当年那个倔强狂走的青年。

当初毅然离开的青年多年后重返母校执教，佐久间终究还是和日艺结下了不解之缘。

日本的学分制一直延续到今天，竟也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历史，学分制为学生开拓了一片自由宽广的学习空间，扩大了学生知识面，也加强了学生学习的独立性，同时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发展他们某一方面的才能。但毕竟所学专业才是最为根本的学习目标，尤其对于艺术类专业，实践才是提升专业能力和品质的关键。也许文化课和专业课的哪一方都没有错，试想一种声音在控诉：“我交着昂贵的学费念这个大学，是来提升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不是来学什么一般教育和狗屁体育运动的。”

而另一个声音又在强调：“把文化课作为辅助性教学，只占总学分的一小部分，那不是便宜了你们这些学生，没有这些文化课的牵制，你们可就把上学当成度假了，最关键的是获取多元丰富的知识本身并不是件坏事啊。”

两难间的无奈之选就是默认这种共生关系，但在两者的共融之下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碰撞和排斥。在佐久间的头脑里，这种碰撞和排斥就是一个错误，一种悖论。而如今的学生中又有几人会去想这种和他们毫不相干的屁事。

升入二年级后，我的课业也随之加大，因为今年必须在文化课上修满120学分，否则就要留到三年级时继续复修。冯旭、尚明、大全、王怀胜、陈中建都顺利升入三年级，转至江古田校舍。也许是为了庆贺，大全在此时邀请众人去他家做客。因为平时大家各忙各的，难得有人张罗聚会，所以这次得到消息的人都兴奋不已，如约到场了。

大全的家没有床铺，两个简陋的橱柜和一张若大的饭桌立在榻榻米上，把水槽和炉灶算在内，所有生活用品都凝缩在仅有二十几平的空间里，在日光灯的照射下，清贫一片。他和他身形矮小的老婆住在这里，真想不到像大全这样身高有一米八几的壮汉，也会委屈在这样一个鸽子笼般的小屋里。

九个人聚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自然显得拥挤不堪，但众人难得出席这种家庭式聚会，也都沉浸在久违的欢快气氛里，丝毫没有人感到有多不自在。那天，大家在一起包了顿饺子，大全亲自炒了几个菜，晚饭的时候，所有人都喝多了。

那晚，我记不清大家具体都谈了什么，只记得场面十分火热，烟和酒让在座的几个男生的精神都亢奋到极点。我一个劲儿地将啤酒灌进喉咙，只想趁机将这段时间压抑在心头的不快都就着苦酒一饮而尽。酒量最大的王怀胜也喝多了，他喋喋不休地就台湾问题大发厥词，无意间中伤了来自台湾的陈中建。中建借酒消愁，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起来。而大全一面搂着可怜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