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26l年（西元1910年）9月7日,武昌。

没错,从今年日开始,中国在全国范围开始试行“共和纪年”。这个“共和”就是西周的“周召共和”。经过今年几个月的试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会在明年正式使用“共和纪年”,原本被称为“公元”的西方纪年则改称“西历”。

原本文德嗣对于纪年历法什么的并不在意,他出于自己方便,直接就使用了在穿越前用惯了的“公元”纪年和历法。但他和星科高层都低估了这个时代的人对这方面的重视,以及强烈的民族情绪。

在统一之前还好,他在内部采用西元纪年,不会有人说什么,毕竟是反政府武装嘛,不用俺大清的纪年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了统一之后就不行了,民间对于采用西元纪年反应很强烈。很多人都质疑政府,我们中国那么多的纪年可用,为什么偏偏要用西方的纪年法。这还算客气的,还有比较损的人就直接说：“凭什么要用一个外国私生子的出生年份来决定中国的纪年？”

就连科社党内部的土著高层,如章疯子等人对此也非常介意。前清的那些降将降臣如赵尔丰、锡良等人更是纷纷上书,表示反对。就连最圆滑的袁大头,也写信来劝文德嗣再考虑一下民间意见。

好吧,实事求是的说,民意会成为现在这种样子,也是文德嗣和科社党一手造成的。因为科社党的强势崛起,把中国原本朝着深渊一路冲去的轮子,硬生生的扳了回来,使得中国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文德嗣三下两下的就搞定了满清和北洋,又取得众列强认可并成功修约,取消了所有特权,收回了所有租界和部分租借地。接下来推平了西北分裂势力,又用小白舰队巡游西洋,逼得我大荷兰吐出了万生群岛（纳土纳群岛）,还让当地华人自治……

这一系列事件都是很提振士气的,让憋屈了几十年的国人大大出了口气。可是民心士气是提升了,可随之而来的就是心气也跟着提升了。原时空红朝建立时的中国,被列强瓜分蹂躏的时间更长,尤其是后来的抗日战争,天朝上国的骄傲被彻底粉碎,所以才能比较容易的接受如纪年在内的一系列西方标准。这样的国人对于快速推行工业化当然是有利的,但也有了个不好的地方,那就是从天朝上国的思想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各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崇洋媚外。

在原时空的后世,即使红朝已经很逆天了,但国内还是有一大批的崇洋媚外的,包括一些红党高官也不例外。被很多人诟病的“洋人在国内享受超国民待遇”的事例,就是这种思想的延续。直到混成世界第二,这种崇洋媚外的思想才开始消失。

可本位面的中国还没有那样惨,当然文德嗣也不会允许再重复原时空那苦逼的命运。也就是说,现在中国人普遍还有着天朝上国的骄傲,这种傲气还没被残酷的遭遇完全打消。所以他们在看到复兴的希望之后,就不想再全盘接受西方的东西了。

在他们看来,像现代科学技术、政治军事制度方面之类的东西,因为中国没有,而事实也证明只有这些东西才能让国家强盛,所以他们也不会傲慢的拒绝。但纪年、历法这种东西,咱家又不是没有,凭啥要跟着洋鬼子的标准来？

最让文德嗣感到固的是,甚至就连北一辉那几个日本党员也来劝阻,他们声称：“泱泱四千年之中华,何需欧美鬼畜之纪年？”好吧,当时日本确实坚持用他们自己的纪年法。

要说今年上半年最热闹的事情,就是这个历法之争了。在群情汹涌之下,文德嗣也就让步了,他就像全社会征集纪年和历法的方案。要求很简单,既然是共和制,传统君主那种年号当然是不要的。纪年和历法既要简单方便,能够很好的指导工农业生产,也要具有中国特色,同时也要容易与世界沟通。

这下子可把大伙的兴趣调动起来了,各界人士都纷纷下场参与。尤其是那些个文史大师们,无论家养的还是野生的,全都跟打了鸡血一样,兴致勃勃的发起了讨论,在各地的报刊上打起笔战。经过三个多月的争吵和讨论,最后形成了一个满足了上述要求,又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方案。

这就是现在试行的纪年历法制度——双纪年双历并行制,简称“两双历法”。

以太阳历（公历）作为国历,夏历（汉历、农历）跟在后面。因为大伙也尴尬的发现,夏历确实不适合工业生产和现代社会,最要命的一点就是,它是一种阴阳历,以朔望的周期来定月,用置闰的办法使年平均长度接近太阳回归年。因为同时采用了太阳和月亮两个标准,因此规律相当复杂,19年7闰的设置,仅仅是每次不同的闰月就够让人头疼了。此外附加二十四节气以反映季节的变化特征,一般人根本搞不懂,怪不得古代要有专业人士算历法,就是因为这玩意儿太复杂了。所以就不符合简单方便的条款。

而太阳历在这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也就每四年一次瑞年,非常简单好记。但是农历也不能不要,这东东虽然复杂了些,但是在农业生产的指导上,又有太阳历无法比拟的优势。所以,最后的办法就是双历并行。

但纪年发却发生了变化,和原时空的后世不一样了。本位面的共和国采用是“共和历”为主,西元为辅。这样就保持了中国特色,符合此时人民普通存在的天朝心理,也便于和世界交流。现在中国的日期正式格式是：共和xx年（西元xx年）－公历月日（夏历月日）－时分秒,这样。

至于为何最终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