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把上官来弟从麦子堆上拖起来，冷冷地对沙月亮说：“沙队长，她是有主的人啦。你们抗日的队伍，总不能勾引有夫之妇吧?”

沙月亮平静地说”

母亲把大姐拖出了东厢房。

中午时分，孙家大哑巴提着一只野兔来到我家。他穿着一件小棉袄，下露肚皮上露脖子，两只粗胳膊也露出半截。棉袄的扣子全掉了，所以他拦腰捆着一根麻绳子。他对着母亲点头哈腰，脸上挂着愚蠢的笑容。他双手捧着兔子，献到母亲面前。陪同大哑巴前来的樊三大爷说：

“上官寿喜屋里的，我按你的吩咐办了。”

母亲看着那只嘴角上还滴着新鲜血液的野兔子，愣了好半天。

“大叔，今晌午您别走了，他也别走了，”母亲指指孙家大哑巴说，“红萝卜炖免肉，就算给孩子订婚了。”

东间屋里，上官来弟的嚎哭声突然爆发。她开始时的哭声像一个女孩子，尖利而幼稚，几分钟后，她的哭声变得粗犷嘶哑，还夹杂着一些可怕而肮脏的骂人话。十几分钟后，她的哭声就变成了干巴巴的嚎叫。

上官来弟坐在东间炕前的脏土上，忘记了珍惜身上宝贵的皮毛。她瞪着眼，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大张着，像一口枯井，干嚎声就从那枯井里持续不断地冒出来。我的那六个姐姐，低声啜泣着，泪珠子在熊皮上滚动，在狍皮上跳跃，在黄鼠狼皮上闪烁，把绵羊皮漏湿，使兔子皮肮脏。

樊三大爷往东屋里一探头，像突然见了鬼，目光发直，嘴唇打哆嗦。他倒退着出了我家屋子，跌跌撞撞地跑走了。

孙家大哑巴站在我家堂屋里，转动着脑袋，好奇地东张西望。他的脸上，除了能表现出愚蠢的笑容外，还能表现出深不可测的沉思默想，表现出化石般的荒凉，表现出麻木的哀痛。后来我还看到他表达愤怒时脸部可怕的表情。

母亲用一根细铁丝贯穿了野兔的嘴，把它悬挂在堂屋的门框上。大姐吼出的恐怖她充耳不闻；哑巴脸上的古怪她视而不见。她拿着那把锈迹斑斑的菜刀，笨拙地开剥兔皮。沙月亮背着鸟枪从东厢房里走出来。母亲没有回头，冷冷地说：

“沙队长，我家大女儿今日订婚，这只野兔子便是聘礼。”

沙月亮笑道：“好重的礼。”

“她今日定婚，明日过嫁妆，后日结婚，”母亲在兔子头上砍了一刀，回转身，盯着沙月亮，说，“别忘了来喝喜酒！”

“忘不了，”沙月亮说，“绝对忘不了。”说完，他就背着鸟枪，吹着响亮的口哨，走出了我家家门。

母亲继续开剥兔皮，但分明已失去了任何兴趣。她把野兔子留在门框上，背着我进了屋。母亲大声说：“来弟，无仇不结母子，无恩不结母子——你恨我吧！”说完这句凶巴巴的话，她无声地哭起来。母亲流着泪，肩膀耸着，开始剁萝卜。咔嚓一刀下去，萝卜裂成两半，露出白得有些发青的瓤儿。咔嚓又是一刀，萝卜变成四半。咔嚓咔嚓咔嚓，母亲的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夸张。案上的萝卜粉身碎骨。母亲把刀又一次高高举起，落下来时却轻飘飘的。菜刀从她手里脱落，掉在破碎的萝卜上。屋子里洋溢着辛辣的萝卜气息。

孙家大哑巴翘起大拇指，表示着他对母亲的敬佩。他嘴里吐出一些短促的音节，辅助着拇指表示他对母亲的敬佩。母亲用袄袖子沾沾眼睛，对哑巴说：“你走吧。”哑巴挥舞着胳膊，用脚踢着虚空。母亲抬高了嗓门，指指他家的方向，大声喊：“你走吧，我让你走！”

哑巴明白了母亲的意思，他对着我扮了一个顽童般的鬼脸，肿胀的上唇上的小胡子像一抹绿色的油彩。他准确地摹仿了爬树的动作，又准确地摹仿了鸟儿飞翔的动作，然后，仿佛手攥着一只扑扑楞楞的小鸟，他笑了，指指我，又指指自己的心窝窝。

母亲又一次指指他家的方向。他愣了一下，会意地点点头，然后跪下，对着母亲——母亲抽身闪开——于是他对着案板上的萝卜块儿，磕了一个响头，爬起来，得意洋洋地走了。

夜里，疲倦已极的母亲沉沉睡去，等她醒来时，发现院子里的梧桐树上、香椿树上、杏树上，挂着一片肥大的野兔子，宛如树上结了奇异的果实。

母亲手扶着门框，慢慢地坐在门槛上。

十八岁的上官来弟穿着她的紫貂皮大衣、围着她的红狐狸跟着黑驴鸟枪队队长沙月亮跑了。那几十只野兔子是沙月亮献给我母亲的聘礼，也是他向我母亲牛皮哄哄的示威。大姐私奔，二姐三姐四姐当了同谋。事情发生在后半夜：母亲疲倦的鼾声响起时，五姐六姐七姐也进入梦乡。二姐起身，赤脚下地，摸索着挪开了母亲在门后筑成的壁垒，三姐和四姐拉开了两扇门。傍晚时，沙月亮就在门臼里倒上了枪油，所以门扇在无声中开启。在后半夜的凄冷月光中，姐妹们搂抱着道别。沙月亮望着顿枝上的免子窃笑。

第三天是哑巴和大姐完婚的日子。母亲沉静地坐在炕上缝补衣裳。将近中午时，终于等待不下去的哑巴来了。他用动作和表情跟母亲要人。母亲下了炕，走到院子里，指了指东厢房，又指了指依然悬挂在树上那些已经冻得硬梆梆的野兔子。母亲什么也没说，哑巴就完全明白了。

黄昏时分，我们一家坐在炕上吃萝卜片喝麦面粥，忽听到大门被擂得山响。到西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