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采访归来的。其中有一个穿格子衫的男孩一进门便兴冲冲地说：“我签了一个大单，是一个彩p呢。”

赵直接过单，兴奋地差点跳起来，然后向“格子衫”竖起大拇指：“好样的，你可以拿六千元的提成。再奖励你1000元，你这个月可以拿七千了。”

七千元，这对我来说，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啊。所以在赵直又问我什么时候来上班时，我急切地说：“明天就来！”

回去和田美霞一说，她鼓励道：“做业务就在于这样，做业务一定要吃得起苦，只要签了一个单，下面就好办了。”

我对她的话似懂非懂，转念一想，虽然这份工作没有底薪，总归是包住的，首先就省了住宿费呢。

因为做业务了，要穿得稳重一些，田美霞便陪我到附近一家超市选了两套很职业化的套装。和田美霞相处了几天，相同的际遇己经让我们有了一点感情，但转眼又面临了分手，从此天各一方，也许再也不能相见了。心里是有着淡淡的忧伤的。但这忧伤，在生存的压力下，便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的行李很少，十元店本来也是住一天结一天的，所以没有任何牵挂。新单位的三房一厅也并不干净。一间是赵直和他女朋友住，一间是男生住，一间是女生住。为了方便联络，在田美霞的指引下，我到一家二手手机店花三百元买了一个旧手机。

赵直还给我们每个人印了一叠名片，名片上写着某新闻权威机构专题部记者”的字样，虽然明知道自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记者，但第一次拥有名片，还是记者，这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满足过后，便又是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的惶恐无措。由此可见，我并不是一个适合冒险的人。

专题部有十几个人，男生宿舍大一些，有四张上下铺，住着七个人；女生宿舍小一些，但也有三张上下铺，住有六个人，其中一个是为我们做饭的小韩。住宿费是不收钱的，小韩每天为我们做中、晚两顿饭，每顿饭是3。5元钱，虽然饭菜质量并不好，但相对外面要便宜得多。

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捧着电话本坐在三部电话前，不停地和各大企业的负责人联系。据赵直说，只要能让他们答应见面，我们就成功了一半了。有联系到见面的人便穿戴整齐出去，当然，签单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因为只有签了单，我们才可以拿提成。

我很奇怪的是，好象那些负责人很少有答应和我见面的。每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外出。赵直便教我：“不要人家刚拿起电话就说签单的事，要先联络感情才约见面，见面了才谈签单的事。另外，女孩子嘛，打电话时，你的声音要尽量温柔、甜美，让对方有想见面的yù_wàng。其实你对东莞环境及路线并不熟悉，知道我当初为什么收下你吗？就是感觉你年轻，有可塑性，是块做采编的好料子。”

尽管我觉得赵直说的好象并不太对，但我感觉自己确实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妹子，土得掉渣，于是尽量按他说的去学。我还是不敢去打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企业的电话，只捡那些名不经传的小企业打。这也是赵直一直交待的，他说大企业的人见多识广，一个个都成人精了，根本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的。倒是这些小企业，多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老板，反而容易上钩。说到上钩时，他冲我一笑，那笑有说不出的诡秘。

果然，我柔柔的声音很快得到了回报，一家珠宝厂的吴老板很快答应和我见面。这家珠宝厂在东莞比较偏远的一个镇上，我本来不太想去，但转念一想，这是我得到的第一次见面机会。赵直也鼓励我：“去吧，越偏远的地方，去找他们的人越少，机会也就越大呢。无论签单与否，对你来讲，都是一个锻练。”

他说得头头是道，我不由连连称是。为了让我有备而去，赵直专门让我见工那天签单的“格子衫”带我一天。“格子衫”叫范若宝，大家都叫他阿宝。阿宝身材不高，其貌不扬，但整天西装革履，皮鞋擦得锃亮，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肩上背着一个黑黑的皮包。同事们在一起时，他话最多，也很搞笑，但一走出房门，他态度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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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讲，自从进了专题部，我才感觉自己眼光太过狭窄了。身处发达而又混乱的东莞，自己就象株无根的浮萍一样，找不到一定安全感和归属感。过马路的时候，阿宝轻轻搂住我的肩，我仿佛找到依靠一般，竟有片刻的感动。但遗憾的是，刚过马路，他便放开了我。

我很是失落，轻声问他：“你有女朋友了吗？”

他摇摇头：“现在穷死了，连烟都不抽了，几个月才签一个单，不敢谈感情。”

我疑惑地问：“为什么不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呢？虽然赚钱不多，最起码不受穷呢。”

他无奈地说：“我虽然是本科，但专业不好。现在年龄大了，进公司做主管吧，没经验，做一般职员吧，没人要，进工厂累死累活出苦力，一月拿那几百块钱，又不甘心。其实要是能找一份好工作，谁会来跑单啊。”

我这才知道，我们其实并不是什么采编、记者，而是和那些业务员一样，统称跑单。阿宝说，跑单一般是找不到好工作的人才做的。想想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这次陈宝约见的是一个纸箱厂的胖老板，纸箱厂规模中等，我们在门口被保安盘问了很久才让进。胖老板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