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地教训周铁道：“亲家老爷，我实实在在对你说了吧。这几年的事情，从大到小，都是错了的。民国世界，搞成什么样子！阿娣和阿榕的行为，根本就不对！我早就给你们说过了，可是你们谁都不管。你们大姐是佛爷，不管。你们夫妇又不管。阿娣不管，阿榕也不管。这怎么能不出事情？事到如今，你们通不管，我也懒得管了。随便闹到哪里算哪里吧。可是我还得提醒你一句：你得好好跟阿榕说清楚，别当那什么共产，什么主义，都是好玩的东西，看见它就像看见了蜜糖似的。——说不定什么时候惹来杀身之祸！”这场谈话，就算得了这样的结果。
过不几天，到了四月下旬，周榕和陈文娣就从上海回来了。他们一到家，都回到三家巷去。周榕回周家，陈文娣回陈家。白天，周榕还是到罢工委员会去工作，学校来请他回去教书，他只推不得闲，仍然请人代课；陈文娣还是回兴华商行当她的会计。晚上，有时两个人逛逛街，看看电影，有时就不回家，到旅馆去开开房间。对于结婚，请客，以后怎么办等等问题，两家都绝口不提。亲戚朋友的、社会上的舆论都来了。大家认为这是“新样”，推测共产党结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老年人看见他们，只是不冷不热地打个招呼，背过脸去就笑。或者等他们走远了，就感慨万端地说：“什么？如今民国了，革命了，什么都不对版了！”年轻人用惊奇和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老是追问他们上海如何，杭州又怎样，对他们有些尊敬，又有些害怕。听各种流言飞语听得太多，陈文雄觉着面子实在下不去，就有点忍耐不住了。有一天早上，他拖了周榕到“玉醪春”茶室去喝早茶，准备把他父亲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好好解决一下。他们跑上楼去，找了一个最好的房座，泡了一盅上好的白毛寿眉茶，一盅精制的蟹爪水仙茶，叫了许多的虾饺、粉果、玫瑰酥、j蛋盏之类的美点，一面吃，一面谈。陈文雄绕了许多弯子，才谈到正题上，说：“你们的纯洁和勇气，按‘五四’精神来说，是绰绰有余的了。可是你们有没有想到组织家庭的问题呢？你们准备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周榕没有立刻回答。陈文雄掏出一个美国制造的金属香烟盒子，抽出一支特别为客人准备的“三炮台”香烟，递了给他。周榕吸着烟，把房间四周那些镶嵌蓝色字画的磨砂玻璃隔扇屏门看了又看，才慢吞吞地回答道：“是呀，还没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想起来，重要的是爱情本身，不是社会上的承认，或者不承认。你说是么？”陈文雄说：“是倒是。这一点我能够理解。可是与其弄得社会上一般人哇哇叫，倒不如将就着点儿更好。”周榕说：“是喽，是喽。我承认你这种观点。我们的举动是鲁莽了一些。”说到这里，他们就无话可说了。正沉闷着，忽然有一个青年男子推开门走了进来，一面走，一面大声说：“我当你们躲到哪里去，原来在这里！好呀，喝茶都不打个招呼呀！”原来是何守仁，开茶坐下之后，又添了许多点心，话头也就跟着转到别的方面去了。何守仁兴高采烈地开头道：“老周，你知道么？世界变了！”陈文雄y沉地微笑着。周榕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知道。倒是怎么个变法？”何守仁说：“变化太大了。共产党飞扬跋扈的时代过去了。人家把他赶下了指挥台。他以后如果想投身国民革命之中，他就得乖乖地听别人指挥。就是这么一回事！”周榕做人，一向和气，这时也按捺不住，就挖苦他一句道：“按那么说，看来该轮着国家主义派上台指挥了。”何守仁冷笑一声道：“那也不一定，共产党下台是无可挽回的了。红肿得太厉害了，就该收敛一下。这也是天理人情。除非他退出国民革命，否则他就得去其私心，听从指挥。”陈文雄c进一句道：“老何讲的话，不是全没道理的，这是目下大家都在议论的事情。”周榕感到势孤，就说：“这我也知道一点。可是不管怎么说，政治上谁对，谁就是指挥；谁不对，谁就得听指挥。这不是很公道的么？”他说完，拿眼睛望着陈文雄，好像向他求援。陈文雄也有他的风度。他只是笑笑地不做声。何守仁把桌面上的点心通通吃光之后，又喝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