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像一对挣脱剿杀的豹子,以势不可挡的架势,声嘶力竭地狂喊着冲出门,我却被一个从墙脚里蹿出来的鼓泡眼、大背头的男人抱住了,他的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这个丑男人是我一直没见过的,他用细嗓子,c着浓重的京兴土话叫:“傻b,你丫头的孬他妈啥丫子?也不办你,你丫把事儿掰扯清楚不就他妈得了!?”
此时的我为了求生,已经红了眼,突然有如天助一般地来了力气和勇气,照定那人的裆部就是狠狠的一脚。那人被踢得就像一条被枪子撂倒的野狗,立刻松了手,“哎呦”怪叫一声,蹲了下去。
我俩一路狂呼乱叫地跑到宾馆大堂,躲进服务员办公用的小间,反锁上房门之后,才对保安人员连比划再说英语,才把事情原委交流清楚。没想到,保安人员却没做英勇状,放弃了作英雄的机会,而是自认了缩头乌龟。他们只是给警方报了案,并没主动出击。等泰国警察赶到之后,他们才和我俩一块儿从办公室里溜出来,赶往我俩出事的房间。
我大着胆子用英语问已经巡视回来的泰国警察:“抓到坏人了吗?”
泰国警察一摊双手,若无其事一般地告诉我俩说:“一个人影也没看到,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当泰国警察进行调查取证,问我俩是否认识上门歹徒时,王学兵一个劲儿地摇头,连声说:“no!no!no!”他原来捡起的那把匕首也不知道被他什么时候丢到什么地方去了。见我欲言又止的样子,王学兵还向我使了个眼色,赶紧加重了自己的语意,用英语说:“他们都是泰国人,我俩怎么可能认识!?”
泰国警察用眼仁很白的眼睛望着我俩,一副疑惑不解的样子,似乎我俩在天方夜谭,似乎我俩在跟他们玩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一般。在泰国警察的陪同下,我俩重新回到房间。奇怪的是房间里除了我和王学兵搞乱的床,看不出有一点被侵扰过的迹象,更看不出有半点发生杀人未遂搏斗的痕迹。我拿起那被人搞断的电话,一听,里居然也有“嘟嘟”的声音了:电话竟然是通的!
“做噩梦?对吗?”一个泰国警察说了一句憋脚的英语。
王学兵不置可否地点了头。
但是,我确认刚才发生的绝对不是梦,而是真真实实的事儿,因为,我看到摆放电话的床头柜上现在正放着一个信封,那信封上除了歪歪扭扭的泰文,还分明写着三个大字:“史笑法”!而且,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我出门之前,这个床头柜上绝对是什么东西也没有的!
另一个泰国警察见我望着床头柜上的信封发呆,用同样憋脚的英语警惕地问我:“这是来人留下的吗?”
不等我回答,王学兵先开了腔:“不,不!这是我自个儿的。”见泰国警察摆出一副不太相信的样子,他赶紧补充一句,“会议上的一丁点儿研究材料,也不是钱,我俩不怕丢!”
可泰国警察刚一转身,还没出门,他就一步上来,把信封装进自己的衣兜里了,那速度快得用迅雷不及掩耳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荒诞的账外经营
如果有尺子可以衡量男女之间的感情,那么,我认为爱情的尺子,就是双方以相互给予为乐,身心相印;而喜欢的尺子,则是男女相互欣赏,若即若离。用这把尺子衡量我与王学兵的关系,从我这边来说,我既不爱他,也不喜欢他。从泰国回来以后,我虽然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做小j躲老鹰的努力,以躲避他的s扰,但还是万般无奈地上了几次他的床。王学兵讨好我的方式像他博士后的学历一样高水平,也别出心裁。他为了满足我事业上的成就感,经常让我参加爱农银行京兴市分行的高级会议。而且我竟然有机会进入了市委大院,参加了由市委谢副书记亲自主持的京兴市金融改革研讨会!只是没想到,这次会却让我触到了一张巨大钱网的可怕一角。
本是九点半开始的会,我八点半就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市委大院的大门口了。门内的武警战士见我傻乎乎地站在大门口的树下,像一只木鸟,不远不近的就是不动,也都握紧了手中的钢枪,木了眼睛,警惕地一眼不偏地盯视着我。不一会儿,一个武警战士托着枪,直对我阔步而来。先给我敬了个礼,而后客气地轰我走开。我则把木鸟坚持作到底,坚持不动。正当我和武警战士正僵持不下的时候,像焦旱的土地上飘来一场及时雨,一个面部线条刚硬、很有一点男人味儿的中年男子走过来,露出一口整齐而短粗的白牙,微笑着解了我的围。他问我:“您是参加市委金融研讨会的吧?”
他的膛音很重,不知道是天来样儿还是他有意而为之,他的声音很动听,充满了磁性,尤其是对女人来说。
我点了头。
膛音男人友善地笑了:“会议室在西门,这边怎么过去?!”见我有几分尴尬,他倒很会为我派遣,“您是新来的吧!一开始工作就能和谢副书记对坐着研讨国家大事!真棒!”
膛音男人的话像强心剂一样奏效,立刻使我没了尴尬,乃至重新找回了自信甚至是研究生的优越感,我问:“你也是开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