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走了。母亲紧紧地抱着我，喃喃地说：“我的儿会走了，我的儿会走了。”　　母亲的大姑姑严肃地说；“儿女就是一群鸟，该飞的时候，留也留不住。你呢？我是说他们都死了你怎么样呢？”　　母亲说：“我挺好。”　　老妇人高声说：“好就好，凡事住天上想，往海里想，最不济也往山上想，别委屈自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母亲回答说：“我明白。”　　告别的时候，老妇人问：“你婆婆还活着吗？”　　母亲说：“活着，在驴屎里打滚。”　　老妇人道：“这个老东西，强梁了一辈子，想不到落了这么个下场！”　　如果没有母亲与她的大姑姑这次密谈，我不可能在七个月时便能行走，母亲也不可能有兴致带我们去大街上观灯，那样我们只能过一个索然无味的元宵节，那样我家的历史有可能不是目前这样子。大街上人很多，但似乎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人与人之间洋溢着安定团结的气氛。很多的孩子，提着噼噼哩哩滴火花的金老鼠屎，在人缝里钻来钻去。我们在福生堂大门前停住，观赏着大门两侧那两个庞然的大灯笼。灯笼暖昧的黄光映照看大门额头上悬挂着的金字匾额。福生堂大门d开，深深的庭院里灯火通明，传出一阵阵的喧哗。大门外聚集着很多人，袖着手，静静地立着，像等待着什么。多嘴多舌的三姐上官领弟问身边的人：“大叔，这里要施粥吗？”那人不置可否地摇摇头。身后一个人道：“姑娘，腊八节才施粥呢。”三姐回头问：“不施粥在这干什么？”那人道：“要演文明戏呢，听说是从济南府搬来的名角。”二姐还要絮叨，被母亲捏了一把。　　终于，福生堂大院里走出了四个人，每人手里握着一根高竿，竿梢上挑着四个黑乎乎的铁家伙，铁家伙喷吐着灼目的火苗，照耀得大门前亮若白昼，不，比白昼还亮。离福生堂大院不远处，教堂的破烂钟楼上栖息着的野鸽子惊慌地飞腾起来，在白光里咕咕鸣叫着飞过，飞到黑暗里去。人群里有人高叫一声：“瓦斯灯”！从此我们知道了这世界上除了豆油灯、洋油灯、萤火灯之外，还有这能把人眼照痛的瓦斯灯。四个挑灯的黑大汉在“福生堂”大门前站成一个四角形，好像四根黝黑的柱子。大门内又出来几个人，扛着卷成圆筒状的苇席，咋咋呼呼地走到四个挑灯人规范出来的宝地中间，使劲儿把席扔下，然后，解开束席绳，苇席便自动地展开。他们弓看腰，拽着席角，快速地挪动着黑色的、毛茸茸的小腿。由于他们的脚步太快，也由于瓦斯灯光太强烈，使我们的眼睛出现重影，所以我们一致地看到，那些扯着席子跑动的人，都生看四条以上的腿，腿与腿之间，还牵拉着一些透明发亮的蛛网状的东西，由于这些东西的缠绕，他们的奔跑就好像在蛛网上做着无奈挣扎的小甲虫。席子铺好后，他们直起腰来，对着观众亮了一个相。他们的脸上，涂抹着一道道油彩，好像一块块新鲜斑斓的兽皮。有的像豹子皮，有的像花鹿皮，有的像猞猁皮，有的像在庙里偷食供果的花面獾的皮。然后他们便跑两步退一步似的蹿回福生堂大门里去了。　　在四盏瓦斯灯嗤嗤的喷气声中，我们静静地等待着，崭新的苇席也在静静地等待。四个高举灯竿的黑汉，变成了四块黑色的石头。一阵锣响，抖擞起了我们的精神，所有的目光都s向大门里边，但都被那镶着斗大福字的白色影壁墙挡住。我们等待了仿佛半辈子，司马亭——福生堂大掌柜、大栏镇原镇长、现维持会长——哭丧着脸出了场。他提着那面饱受打击的铜锣，仿佛极不情愿地敲着锣绕场转了一周。然后站在席地中央，对着我们说：　　“各位乡党，大爷大娘大叔大婶大哥大嫂大兄弟大姊妹们，俺兄弟扒铁桥打了胜仗，好消息传遍了四面八方，七大姑八大姨都来祝贺，送来了嘉奖令二十多张。为庆祝这一个特大胜利，俺兄弟请来了戏子一帮。他自己也将要粉墨登场，演一出新编戏教育乡党，元宵节不能忘英勇抗战，决不让小鬼子占我家乡。司马亭是一个中国男儿，决不再当这维持会长！乡党们，咱是中国人，不侍候日本人这帮狗娘养的。”　　说完这段合辙押韵的话，他对着观众鞠了一躬，提着锣往回跑，与正从大门里走出来的胡琴师、横笛手、琵琶匠撞在一起。音乐师们挟着乐器，提着板凳上场。　　乐师们坐在席边，吱吱呀呀地调弦，以横笛手吹出的两个音符为基准。高的往下落，低的往上拧。胡琴、琵琶、横笛，统一在一起，编织成一根均匀的三股绳，编了一段，停下来，等候着。然后鼓手、锣手、钹手、镲手，夹着家什提着凳子出来，与乐师们对面而坐，咣咣采采嘁嘁嚓嚓敲打一阵。小锣清脆单调地响了几声、小鼓敲出点儿，胡琴琵琶横笛齐鸣，编织着绳子，捆绑着我们的腿让我们不能走，捆绑着我们的魂让我们不能想。曲调缠缠绵绵，悲悲凉凉，有时又哼哼唧唧、嘟嘟哝哝，这是啥戏？高密东北乡的茂腔，俗称“拴老婆的撅子”，茂腔一唱，乱了三纲五常；茂腔一听，忘了亲爹亲娘。于是随着节拍，观众的脚在抖动，观众的嘴唇在翕动，我们的心在颤动。我们的等待就像那弦上的箭，到了临界发s的最后关头……五、四、三、二、一声高腔，在高腔结尾处又声嘶力竭地翻卷上去，拔得高上加高，刺破了云天。　　俺本是窈窕一娇娘——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