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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们说到北魏帝国皇帝拓跋宏在邺城接见了逃亡到北国的南朝名士王肃，在王肃的积极辅佐下，拓跋宏迁都洛阳后，其酝酿已久的全面汉化改革工作进一步提速了。

公元494年春天刚到，拓跋宏就返回洛阳新都的施工现场，亲自参与勘测划定“夏至日祭建设分工程”地址的工作。之后，又马不停蹄返回平城，除了跟众多鲜卑贵族大臣们继续解释迁都的好处，驳斥了部分顽固份子的落后想法，又亲自划定南下迁都和留守旧都的人员名单，并坐镇指挥迁都具体事宜。此时此刻，尽管大臣们心中不免对“迁都”颇有微词，但表面上反对的意见也少了下来。一次，孝文帝对陆叡说：“我们鲜卑人常说，‘北方人风俗质朴、粗犷，怎能变得知书达理、文质彬彬呢？’朕听了之后，感到异常失望。现在好读书、有学识的人很多，难道他们都是圣人吗？完全在好学与不学而已。朕整顿百官，大兴礼乐，全部心思在于移风易俗。朕身为天子，何必一定要去中原居住呢？还不是为了使你们的子孙后代渐渐习染当地好的风俗习惯，能多闻多见，增加见识。如果永远在恒山以北，再遇上个不喜欢诗书礼乐的君主，那就难免会变得孤陋寡闻。”

陆叡拍马屁似的应和道：“圣上说得对，如果匈奴人金日磾不到汉朝去做官，怎能够子孙七代知名于世呢？”陆叡的话逻辑上就有矛盾，知名于世在于做出一番大事业，以及有人记载下来，这和去不去汉朝做官没有必然联系啊，尽管如此，孝文帝听了此话心里还是十分喜悦。不过这个拍马屁的陆叡最后却加入了公开反抗汉化改革的“叛乱”大军，此乃后话。

但人分三六九等，有恭维拍马的，就有公开表示不满的，基于鲜卑贵族们对于汉化改革的不情愿，孝文帝更加决绝的改革从自身开始了。

公元494年4月，孝文帝正式下诏书，免去了帝国西郊祭天的仪式，紧接着拓跋宏又下诏书免掉了传统五月五日以及七月七日祭祀祖先的礼俗。在古代，祭祀这种活动必须是皇帝才能做得事情，因为皇帝是“天子”，通过祭祀这种形式上的手段，来告诉世人，皇帝和“天”是有沟通的，这也给皇帝稳坐宝位，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孝文帝为了推行汉化改革，迁都洛阳后的第一刀居然就“砍”向了自己，作为鲜卑人立国的北魏帝国的皇帝，居然公开放弃自己的祭祀对象和祭祀传统，以向天下人显示自己放弃原有信仰，一力将汉化推进到底的决心。这个决心真是让人动容。

而取消原有祭祀习俗这个做法，对于当时鲜卑贵族们的震撼无疑是巨大的，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的哪一天突然做出个决定，他自己准备信仰日本的“神道教”并决定参拜“靖国神社”，那么这个消息对我们的震撼程度估计和当年孝文帝放弃祭祀鲜卑人的“祖先”的效果差不多。

不过当时的鲜卑贵族们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因为在迁都洛阳之前，孝文帝已经在各种地方显露出自己“汉化”的苗头了：比如我们在“太后的葬礼”章节中讲述的拓跋宏坚持打破鲜卑人风俗，按周礼为冯太后服3年丧；以及早些年，拓跋宏已经身穿汉人的“衮服”上朝，等等。这些出格做法在那些宗室老王爷眼中应该是难于理解的，但又苦于肚子里墨水不多，根本争论不过他们这位皇帝，于是只有一声叹息而已。

“身先士卒”践行改革没遇什么阻力之后，拓跋宏紧接着把改革的“春风”吹向了所有人。

公元494年12月2日，孝文帝拓跋宏发布诏令，禁止士大夫与民众穿胡服。这又是一记重磅炸弹，古代胡服和汉服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总体说来，胡服比较紧凑，利于行动，但汉服比较宽大，于是显得庄重。如果拓跋宏仅仅要求官员上朝时穿汉服，应该还不算过分，就像我们现在有些公司要求员工穿西装上班是一个道理。但拓跋宏却要求老百姓都要弃胡服，穿汉服，可想而知，这种强制性的习惯上的改变会给社会带来多少不便，于是民间对于这项改革的抗拒也就十分巨大。

史载这项诏令颁布一年后，拓跋宏依然看见洛阳城中不少人穿着胡服，于是斥责官员们办事不利，还谆谆教诲道：“如果你们觉得我讲的不对，就可以当庭跟我争辩，为什么上朝时表示顺从，退朝后就不听从，阳奉阴违是何道理？”官员们都磕头谢罪。

数年过去，拓跋宏有一次南征归来，路过洛阳市井，发现市民居然还有人穿着胡服，于是十分生气，第二天就在朝堂上诘问留守京城的任城王拓跋澄：“朕离开京城后，风俗可有什么改变？”拓跋澄一看皇帝来者不善，用了比较中性的词句回答说：“在圣上的教化下，风俗在日日更新中。”拓跋宏一看这种万金油的回答，不禁大怒，斥责道：“我昨日入城，还见到许多人身穿胡服，怎能称之为日新？”拓跋澄说：“现在还是穿汉服的多，穿胡服的已经很少了啊。”拓跋宏心中不悦，揶揄到，“任城王啊，你的意思是想使洛阳全城尽着旧服么？”拓跋澄与留守百官面面相觑，只好一齐脱帽请罪。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鲜卑贵族对于换服还是有不少意见，像拓跋澄这种铁杆改革派都觉得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