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天，何刚被二次送往检察院，这次去的犯人数量没有上次的多。
审问他的还是那个年轻的女检察官，审讯的内容与上次大同小异，不过少了那个中国翻译员。何刚此时的状态已经差到极点。他对女法官说，自己在拘留所的这段日子，整个人已经变得精神恍惚，日语也记不得几句了。他一再辩护自己仅仅是出于帮朋友的忙，并未意识到是在犯罪，而自己也从未收取过中介费。并强调如果知道是犯罪的话，根本不会傻到去做这样的事。就在何刚准备要离开那间屋子的时候，女检察官意味深长地再次问道：“你真不知道这是犯罪？”何刚的回答是：“的确不知。”
第十九天的上午，两个警察过来示意何刚收拾一下衣物，并把他带出监牢。这回何刚没有被戴手铐，他不知接下来又要干什么。穿过监牢的走廊，他被带到了外面，经过了两个庭院，再继续往前走，便看到拘役所的另一个侧门，门口有门卫把守，戒备十分森严。三人离门口越来越近，此时何刚看到他的行李箱就立在门卫的身旁。
“你被释放了，现在可以离开这里了。”身后的一个警察对何刚说道。
“这是你的护照、登录证、钱包。”另一名警察示意了一下手中的密封袋，然后将袋子放在行李箱上。
“你确认一下吧。”
他打开放在行李箱上的塑封袋，确认了里面的东西，万无一失。
何刚就这样被释放了。当拉着行李箱，走出拘役所的瞬间，他平生初次参悟到拥有自由竟是一件如此让人痛快的事。他走在路上，看着街上人潮涌动，车水马龙，那些再平常不过的场景，对于一个刚被释放的监禁者来说都是新鲜和美好的。他甚至有点不相信眼前所见的真实。
他在电话亭给那个为他寄过衣物的朋友打了电话，告诉他自己已经被释放，而后，他在那个朋友家借宿了两晚，这期间他定了一张单程机票，上街给儿子买了两件玩具，给妻子买了一双鞋和一条裙子。
2008年1月，何刚回到中国。他在家休整了两个月，期间也会了些同学和朋友，更多时间是与家人相伴。恢复状态后的他，开始思量着如何用手头的积蓄做些营生，他考虑到了中介公司。最初，何刚迫于投门无路也被人骗过，倒是没有损失多少钱财，但每当想起自己被骗的事，他都会感到无地自容。在日本，他肆无忌惮地骗过日本人，狂刷信用卡套现、倒买手机，这些勾当都屡次得手，那些被他称之为傻子的日本人屡次中招，可他万万没想到如此老练的自己，回国后竟然被骗了。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什么行骗高手，之所以屡次得手，无非是在一次又一次透支日本人的信任。其实，自己的伎俩在日本人眼里是被不屑一顾的，在日本人面前，自己并没有高明多少，因为日本人是那么容易上当。
正如国民上过政治家和军人的当，以至于二战结束后，在一片废墟中残喘的日本国民都声称自己被国家骗了；商家上过江湖骗子的当，竟毫无防范地把钱存入骗子另设的临时金库里；而银行人员也多次被骗子蒙蔽，以至于巨款被劫持甚至发生命案，诸如震惊日本全国的帝银事件和三亿円抢劫事件。如此说来，日本人上中国人的当也不足为奇。只是日本人不屑于旁门左道，因此举国上下的诈骗事件屈指可数。如此说来，日本人的傻并不能显露中国人的聪明。而在聪明人面前，何刚被着实骗了一把，他后悔自己过于信任对方，也想到当初被自己欺骗的日本人事后会不会也有同样想法。总之，这件事让他对周围的人有了戒心。
就这样在社会上滚打了半年，何刚有幸结识了一个在日本开办语言学校多年的日籍华人，而恰巧这个人正是李钟让所在福冈语言学校的校长，两人最终成了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他这才试着办起了自己的公司。
2014年，何刚的公司得到几个朋友的入股，规模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扩大，他把之前的小写字间外租出去，在楼上入手了一间大的写字间，同时扩充了员工。业余时间，他拾起从小酷爱的足球，并参加了一个中年足球队，一年里大小赛事不断，我时常能看见他把驰骋绿茵场上的照片晒到微信的朋友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