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次去亮子家的一周后，木村满佐子打来电话。上次我们互留了电话号码，她不用手机，所以留下了住宅电话。电话里，满佐子邀我去家里做客，说打算做几道拿手的中国菜给我尝尝，没想到满佐子会如此好客，我盛情难却，便欣然应邀前往。

周日的下午，我乘西武新宿线的电车来到小平市的车站，在站前超市买了两袋精装水果，而此时，满佐子已经在站前广场等候多时了。她穿着米黄色的半大风衣，深褐色的裤子上可以看到熨烫得笔直的裤线，一双已经很旧了的黑皮鞋被擦得油亮。我们步行了大约十分钟，来到小川町上的一栋住宅楼前。走进单元口，右手边是一片集报箱，径直走进楼道，每层有两户人家，满佐子住在三楼。走进玄关，两室一厅的格局一目了然，家里看不出有什么高档的装修装饰，倒也格外素朴雅致。每件生活用品都规规矩矩，摆放得井然有序，使得整个房间更显干净整洁，让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个独身女人的住处。

满佐子走进厨房开始忙活起来，我则闲坐在桌炉旁，有一搭没一搭地朝四处打量。不知何时，窗外的暮色一沉，屋内的光线黯淡了起来，呈现出黑白灰的自然光影。我坐在明暗交映的光线里，墙上的钟摆发出有节奏且单调的“嗒嗒”声，听久了，似乎觉得时间在减慢，整个房间变得越发沉寂，一种孤寂之感油然而生。

我正沉浸在无边无际的思绪里，忽听“啪嗒”一声，电视机被打开了，屋里骤然亮了起来，光亮和声音打破了刚刚的沉寂，黑暗里的混沌感消失不见。

“天黑得越来越快了，看会儿电视吧，遥控器给你，我还得再忙活一阵儿呢。”满佐子说完便又一头钻进厨房，不知她何时套上了围裙。

此时，电视里正播放着一档有关旅游和美食的节目，参与节目者是几个家喻户晓的演艺界名人，他们两男三女，正大呼小叫着，争先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其中一个男艺人抓住话题，还不忘大肆调侃一番，以便让这档节目更具趣味性。没多久，满佐子从厨房走出来，将茶盘轻放在我面前，上面摆着两杯热茶和几个日式糕点。

“先喝点儿茶吧。”

我品了一口，居然是西湖龙井。

“满佐子阿姨，这儿就您一个人住吗？”我问。

“呃，这套房子是我自己买的，就我一个人住。”

满佐子似乎看出我的不解，便直言不讳地继续说道。

“我结过婚，丈夫是中国人，他是我母亲一个工友的儿子。”

满佐子喝了口茶，思忖着继续说道。

“当时他很有才华，能说会道，是个很有上进心的人。我母亲觉得他为人不错，又考虑我的年龄已经很大了，那年我二十七岁，于是就撮合我们结婚了。我们的婚姻维持了十四年，最后我提出了离婚。”

“为什么离婚？”我问。

“他不工作，经常酗酒，有时还夜不归宿。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有病，是没有生育能力的那种病，大夫说他的精子成活率很低，这辈子都别指望要孩子了。这件事对我俩的打击很大，尤其是对他，他是一个很喜欢小孩儿的人。”

满佐子的语调十分平和，但从神情上仍会让人察觉到一丝伤感，她的眼神迷离，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灰色。

“那个年代的男人嘛，你应该知道的吧，如果不能传宗接代会有愧于先祖的。我丈夫还是个孝子，不是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从那件事之后他的情绪就变得很不正常，最后整个人心灰意冷，开始混起日子来。我劝他很多回，叫他不要这样消沉，人来到世上走一遭不容易，是好是坏总得认命吧，可他根本听不进去，有时还动手打我。

最后我提出了离婚，他居然同意了，离开他家时，我只拎了一个包袱，里面放着几件换洗的衣物和生活用品，我又回到了那个老屋子，回到我母亲那里。那时候母亲的身体已经开始不好了，晚上咳嗽得很厉害，我一面照顾她，一面去母亲以前呆过的工厂上班。”

满佐子一面说，一面如数家珍似地环顾着自己的房子，身体轻轻地晃动了几下。

“总听亮子婆婆提起您在中国的生活，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我一直很想知道，能跟我说说吗？”我说道。

满佐子凝视着半空，许久无语，慢慢的，她的眼神不由得模糊了起来，好像在努力回想那些尘封在内心已久的往事。

“至今我看到中国人都依然有着亲切和依恋的感觉，我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九个年头，回到日本时，母亲已经是快八十岁的老人了。听我母亲说当年父亲是日军战斗机故障维系方面的技师，后来为响应日本拓务省的号召，随半兵半农的开拓团来到中国东北，母亲当时也作为开拓团民的妻子一起被派了过来，当时父亲所在军队就扎住在满洲，那年是1942年。

我生于44年，后来到了45年“八·一五”日本战败投降，父亲却一直没有回到村里，有人说可能是战死了，还有人说随军在战乱中失踪的人太多了，大都音信皆无，生死未卜。后来母亲带着一岁多的我随开拓团开始了难民大逃亡，在逃亡途中，历经磨难，最终由于体力不支，昏倒在路边。幸运的是我和母亲被一个好心的中国村民救下，后来母亲隐瞒身份带着我一路辗转来到南京，之后就一直住在那里，至于母亲为什么去了南京，我就记不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