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大学的第一个暑期来临了。

早报过后，杨赞穿上他的白色衬衫和灰色西装，一条深蓝色的花纹领带在两者的映衬下显得分外醒目。昨天下午，他接到东京入管局打来的电话，内容是签证更新已有结果，希望本人务必过来一趟。看来签证审查已经通过，居然拖了小半年才准签，挂断电话后的杨赞暗自思忖着。

杨赞小心翼翼地锁上门，稍有强迫症的他和往常一样，重又拽了拽门把，确认万无一失之后，这才脚步轻盈地走下楼梯。晚报时分，杨赞仍没有回来。英树看了看表，比以往时间整整晚了一个小时，就在这时，妻子高虹打来了电话。

“杨赞突然有些急事，晚报恐怕送不了了，真是对不起。”高红的语调略显慌张。

大家都不知是何原因，也没多加在意，中岛立刻让佐佐木替代了杨赞的配送。

杨赞被入管局扣留了。

对于今年签证申请的不利状况，他早有预料，如被拒签，也并无意外。但他万没想到入管局竟然拖延了审查时间，最终扣留了他，并将他拘留在离大手町不远的外国人收容所里。

杨赞今年递交到入管局的就职证明并非来自报店，而是东京一家经营电器的小公司。之所以递交虚假证明是因为报纸配送的工种不在就职可签范围内，也就是说，以送报为工作理由去申请就职签证，日本入管局是不予认可的。于是杨赞花钱在这家小公司买下一张假就职证明，并在前年用这张假证明顺利拿到了两年的工作签证。可今年入管局开始加大审签力度，对外国人的就职材料进行了详细的审查，并根据递交材料的内容展开调查和确认，杨赞和那家电器公司的责任人自然逃不过此劫，此时的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非法居留者。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还没从金天洋那件事的低潮中走出的我，接下来又要面对杨赞被拘留的事实。

翌日下午，我和上杉、高虹人来到那所与繁华街相邻的收容所。一路上，所长上杉沉默不语，我和高虹小声交谈着，在我手里抱着一个大布袋，里面放的是几件换洗的衣裤和两瓶杨赞喜欢喝的饮料，仅仅是这些东西却让我倍感到它的分量是如此沉重。

向收容所负责人说明来意后，我们很快被带进一个房间，这里是探监室。探监室的中央是一个很大的有机玻璃板，板的下方连着墙台，整个墙台和玻璃板将窄小的房间一分为二。三人在玻璃板前坐下，板面正对人脸的位置留有好多供谈话用的小孔洞，一把圆椅被孤零零地隔离在对面，右侧是一道门，不久，杨赞将从那道门走进来，坐在对面的圆椅子上，他的声音将从玻璃板上的孔洞里流出。这种场景在影视片上经常会看到。

大约等了五分钟，杨赞被狱警带了进来。仅二十几个小时未见，他的脸已经憔悴得不成样子，脸色灰暗，眼神倦怠，头发没有打理，下巴也冒出了胡渣，就像熬了通宵。由于天气闷热，他衬衫的领口无精打采地敞开着，手腕上锁着手铐。高虹望着丈夫的模样，她的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

接下来的谈话是在上杉和杨赞两人之间进行的，杨赞将事情的经过简明地复述了一遍，上杉说可以帮他申请保释，但杨赞委婉谢绝了所长的好意。

杨赞对妻子交代了几句，说自己没有再回去的必要了，事已既此，当立即回国。他让高虹这两天把家里的行李整理出来，需要办理的事情尽快办理。过几天会有一拨人被遣送回去，他打算在那个时候走，让她耐心等候这边的通知。

此时，狱警开始提示谈话的时间快到了。

杨赞似乎不想再待在这里了，身子向后一弹站了起来。他面向上杉恭恭敬敬地说了几句“这些年来承蒙关照”之类的客套话，话语里流露出离别的感伤。上杉回应着，下意识地抬起右手，他大概是想拍拍杨赞的肩或是什么吧，却意识到还有一道透明的玻璃墙阻隔着，便无奈地将手顺势放下。而此时的高虹已经泪水潸然。

“替我多帮帮你嫂子。”

杨赞临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对我说的，他发红的眼睛里满是委托。

“放心吧，这个包裹给你。”我用力地将那个布袋送到他面前。

“过后交给工作人员就行了。”杨赞一边说，一边在狱警的监管下走出探监室。

想不到，昨天竟是他最后一次走出那个家门，此后便再不可能回去。那间他居住了七年的小公寓，最后连留恋地望上一眼的机会都不在有了。

之后的几天，我帮高虹打理着家里家外的事务，这期间她接到入国管理局打来的电话，被告知了返遣杨赞的日期，高虹订了一张当日的机票，与杨赞一同离开了日本。

就这样，两人以并不圆满的方式，匆忙、悲伤地离开了生活多年的日本，他们走得很沉重、很不情愿。

之后的日子，我花了一周的时间才陆续清理完杨赞住所内的垃圾。有时，我也会在晚上偷偷扔出一些，有衣物、被褥、地毯、木板条、厨房用品等等。在日本，这种偷偷扔掉的垃圾被视为“不法投弃”，因为日本的垃圾必须在指定回收日的当天才可扔出。根据垃圾的分类，扔出的时段也有所不同，一股脑地在一天里扔掉各种各样的垃圾是不被允许的。但是时间不等人，这间空屋子马上就要被收回了，以杨赞家的垃圾数量来说，如果按照以上的规则去扔，大概需要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