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神经过敏的家伙相处，难免疑神疑鬼。见他没拿枪指着我，我反而气恼不已。因为本身这样想，反而显出我的小心眼、没出息。但是又不由得我不想，太多太多问题了。比如他到底什么身份？为什么中国话讲得那么流利？这些都是谜团，今天我非得问个清楚。

打定主意，我坐到床帮准备给彼特涂药（没有确认这药是否起效，就是有毒也无所谓，正好补报被他囚禁之仇）。正打算涂抹，彼特突然开口：“那件纳粹军装你看到了吧？有什么想问的？”

我吃了一惊，药膏险些拿不住。

“那件军服是马丁?鲍曼的，从他家里搜出的，也是证明他身份的罪证。你放心，我和纳粹没关系。”他继续先发制人。

“哦”。

彼特不受“哦”之影响，继续说道：“你今天干嘛救我？我把你搞得那么惨？”

“救了就救了，没什么了不起，我还有点后悔了呢。”我真有点后悔，跟一个喜欢算计的人在一起，分分秒秒都不舒服。但为什么我又把他救了呢？

彼特发出重重一声叹息，接着说：“我在岛上经历百年，除了那个间谍，再也没见更多的人了。不过凭借我三十多年，在人类社会挣扎、生存的生活经历，也足够了解人心。你是难得的好人，好人都迂腐、愚蠢，你在上岛之前，生活得颇不容易吧？你的那些叹息，还在我脑子里徘徊不散。“

我那些天唉声叹气、自怨自艾，自然是他跟踪我的结果。被他看穿，我再次不叹一口气，说道：”我这种人不配活在世上，太他妈痛苦了。“

彼特问道：”回归田园，生活在乡下，该有多好？为什么进城？”

我冷笑道：“你说的多好，可惜你拿的是你国的主观经验，并不适用于我国。我国的农村，几乎是战后的废墟。年轻人背井离乡来到城市，留下的全是空巢老人。你说我一个年轻人，年轻人的思想，年轻人的想法，留在乡村，不是埋没了吗？”

彼特不以为然：“你说土地荒芜，年轻人背井离乡，但是相对的竞争也小了，承包几十亩田地，不也能过上好的日子吗？”

我不禁一呆，还有这第三条路。

彼特继续说道：“唉，年轻人果然见识浅薄，你跟我相比较，算是温室长大了的。”然后，他说了句听起来很熟悉，但不知道什么意思语言。他见我不明白，有些得意，炫耀道：“亏你还是中国人，这是你们中国的上海话，我曾经在上海待过，在哪里度过了我的童年青少年。”

怪不得呢，中文说得如此之好，可是他怎么来中国的？

“你先给我涂背，我边给你说，两不耽误。

“那是遥远的1940年，6岁的我随父母从维也纳来华，寄居上海。原因是什么，你该知道吧？我是犹太人，那时的欧洲排斥犹太人。托当时中国领事馆何凤山先生的福，我们离开维也纳，逃出生天。把值钱的物品卖掉，做起了小生意，但是风云突变。

”人很奇怪，面对威胁，往往可以做到相濡以沫，到了上海这个安全之地，他们夫妻二人反而矛盾重重，到最后我父亲卷走家中值钱的物品，消失掉了。那个时候，上海有犹太人互助团，饶是如此，我们母子二人也是生活维艰。我的父亲，我当时现在还想杀他。后来我的母亲嫁给一个中国人，叫王龙做药材生意的。在上海，洋人社会地位很高，我母亲的第二次婚姻算是下嫁。

废话，嫁给我们中国人就是下嫁？真够恶心的。但是他眼角眉梢没有半点骄矜之气，反而眼角湿润。

“我那中国继父，我的中国继父啊！待我与亲生的儿子没有区别，每天辛勤劳作，换来微薄收入，供养我们母子。不对，好像当时他是晚出早归不怎么辛劳，收入却不见少，奇怪奇怪……

他说的颠三倒四，惹人发笑。但想到毕竟是百年前的事了，记忆有差池也是难免。我试图纠正他的记忆：“那你的父亲到底是做什么的？”

“他？唔，是个卖药材的掌柜，我为什么说他是黄包车夫？”彼特费了一番脑力，才想起继父的身份，至于是不是，我也搞不准。

我又问道：“你们家的药铺很大吗？”

彼特立刻喜形于色：“那是当然！大极了，不止一家！”

好了，这老家伙肯定是在撒谎。当时的上海，属于国际性的大都市，各色人等杂糅却是不虚，一些中国人娶外国人为妻自抬身价并不稀奇。而且白人世界也分三六九等，沙俄时代的斯拉夫白人也是有的，娶她们为妻并不费钱。可是彼特口中的大掌柜，为什么娶一个带有孩子的犹太妇女？难道这个王龙三国演义看多了，崇拜曹孟德，喜欢娶人妻女的怪癖？

我试探性的问道：“我斗胆问问，你的继父有几个妻子？”

彼特很是淡然：“三个，我母亲是第四个。没什么，当时的中国人都是如此。你不必多虑，我很感谢我的父亲对我的赡养。尽管好景不长。”

哦。

“1945年5月8日，也就是纳粹投降那天，我们家被日本人抄家，店铺被封，我母亲和继父被抓，半月后被日本人杀害了。我成了孤儿，到处流浪。

“你说什么？还有份家业？那些家业被正房夫人分了，我不是黄皮肤黑眼睛，属于家里的外人，根本就没有我的地位。家败之后，上海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中，又怕日本人报复，正房太太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