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很聪明，踺子、沙包、跳绳、铁环没有她不会玩的。同时成绩也很稳定，每次都是学校倒数第一名。她小学六年级那一年，我正是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时候，担任着这一辈子最大的官职——班长兼小学少先队大队长，成绩好到拿班上第二名都不好意思的程度。便慢慢地有点看不起姐姐——歧视成绩差的学生——在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连和蔼的爸爸也悄悄跟我说过几次：少和姐姐玩，别被带坏了。我倒也没看出姐姐坏在哪里，但既然家长老师都说她坏那她自然是坏的了。每次考试之后，姑妈（表姐的妈妈）往往怒火中烧，我再拿着自己成绩单到姑妈那里一晃，姐姐就更免不了一顿“竹笋炒肉”，我就躲在门口呵呵的笑。这样的事我干了不少，姐姐挨打我反正是不疼的，对于年少的我，有个地方可以让我炫耀一下自己好孩子的成绩，那是赴汤蹈火也要去炫耀的。

小学毕业考试，姐姐再次发挥了自己一贯的水准，语文数学两科相加五十五分，位列全区倒数第一。我怎么也想不通，人的脑袋怎么会做出这样的成绩来。我带着自己的疑惑，向姑妈坦诚地交换了自己的意见。那一天，姐姐被打得鬼哭狼嚎，第一次向我发出愤恨的眼光。不过一周后，她又带着自己的弟弟出去玩了。

后来姑妈买了一个小房子，姐姐一家就搬了出去。住在一起这么久，两家的大人难免有些磕磕绊绊，弄得我和姐姐也逐渐生分起来。先是天天在一起，然后是每周聚两次，不知什么时候起，半个月也见不着一次。我这个人天性冷漠，也谈不上多么想念她。

上中学的时候，香港电影风靡全国，什么四大天王台湾美女统统进入内地。湖南自古就是土匪味很浓的地方，古惑崽系列的电影更让年轻气盛的学生血气沸腾，我当时的偶像是郑伊健演的陈浩南，加入黑社会是我作文本以外真正的理想。姐姐已经辍学，还偶尔到学校来看看我。有一次，我们又谈起将来的愿望，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姐姐的夙愿是当个人民教师，整天跟小朋友在一起。对这种没出息的想法，我是嗤之以鼻的，我的目标很明确，要统一香港的黑道。姐姐就呵呵地笑。

初中生显然是不能当老师，姐姐慢慢成了社会青年，开始染头发，爱打扮，人也沉默了很多，她这种人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下，这么做不奇怪，不这么做才奇怪。姐姐长得很漂亮，这也让她招到不少闲言碎语，无心或者有意的，都认为她的坏青年。不少次我见到她一个人低头不语，闷闷不乐，望着我，也只是黯淡的笑笑，也不怎么和我玩了。后来又和一群同样不喜欢读书的朋友混在一起。

我高一那年，她做了黑社会，业绩很是不错，洞庭湖南岸的混混里面，说起“黑凤凰”袁琴没有不知道的。姐姐笑着对我说：既然我不能证明自己不是坏蛋，那我就只好证明自己是坏蛋了。那一天起，姐姐再次成了我的偶像，我好几次想过去跟着她混混耍耍，可她却死活也不答应。硬生生地把我这个“有志青年”逼成个三好学生，这不是逼娼为良吗。这一下子，跟姐姐算是彻底生分了。

当时我们中学也有个小混混组织，自号“封魔党”，都是在校不安分的学生组成。主要的业务是抢篮球场和抢电子游戏币。现在看起来，很有点滑稽。可在当时学生眼里，确实是离得最近的黑社会了。本质上讲，他们连坏人都不算，也就是青春期多动症，或者看电影看多了，觉得打架是很酷的事，就来“酷”一下。

有一天，我正在为考上大学埋头苦干，一个“封魔党党徒”叼儿郎当跑到我位子上，嚼着槟榔对我说：“喂，哥们，老子见过你哦。”

我抬起头，满脸笑容，很认真很斯文地道：“哦，可我不认识你啊。”

我憨憨地推了推眼睛。

他将槟榔吐在我的数学练习册上，拍着桌子道：“认识黄哥吗？黄哥都不认识，你也在六中混？老子是封魔党黄哥的手下，赵舟。”

我点点头，心里有点莫名其妙，道：“你们找我干什么？”

他指着我说：“上次看见你去玩了游戏，今天我们黄哥要去，你准备三十块钱请客。”

我这人从小智商不高，又很有不耻下文的精神，就问了一句：“为什么？”

赵舟勃然大怒，一脚在课桌边：“为什么，封魔党要你的钱是看得起你，有本事你不交啊？今天下午五点钟我们来收钱，不给打死你。听着，有种别告诉老师。”

我本来还想问几个为什么的，赵舟却满脸笑容地飞快地走了。抬头一看，物理老师进了教室。

旁边的同学嘀咕起来，一些人认为有必要告诉老师，一些人建议我给点钱消灾，以免后患，还有几个平时就跟我关系不怎么样的，强烈建议我跟“封魔党”打一架，还表示可以把家里的菜刀借给我。我说：“谢谢哦。”

物理课时我越想越不安，报告老师不太符合我一向的审美观；一个人灭了“封魔党”固然很有吸引力，总觉得缺少可行性。思来想去，我决定去找姐姐帮忙。

姐姐抹着浓浓的胭脂，涂着彩绘的指甲，一席长发披在枕头边，恹恹地闷闷坐在床头，眼珠青黛无神。听我说完这件事，猛地站了起来，大眼珠中发出兴奋地光芒，一字一顿道：“我的弟弟也敢欺负，他算是活腻了！”

姐姐显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