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春节，探亲的人陆续走了，父亲也回沟里上班去了。正月十六，我和母亲趴在屋里窗台上看秧歌。那时候，人们特别重视秧歌，临江秧歌队也多。每两个队碰到一起都要较量一番，喇叭起高调，锣鼓震天响，扭秧歌的人更是撒着欢儿地“浪”，非要把对方比下去。看着看着，我觉得有尿，就说：“娘，我上厕所。”母亲眼盯着秧歌，“嗯”了一声，我急忙爬下地穿上鞋，往厕所跑。

我家有男、女两个厕所，在房东头，面向大街，为的是多攒点粪，厕所前有一截板杖子遮挡着。我撒完尿，转身要回屋，突然，感到天旋地转，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地，昏迷了过去。我母亲看我半天没回来，就出来找我。到厕所一看，我倒在地上，人事不知，开化的泥水浸透了我的衣服，就急忙找人帮忙把我送到临江县人民医院。等我醒过来，睁眼一看，四周是雪白的墙，眼前往来穿梭的是一些穿白大褂、戴白帽子、白口罩的人，头旁边是一个铁架子，上面挂了一个玻璃瓶，有管子和我手连着，还有水向下滴答，我想看看水流到哪里去了，就抬起手，母亲急忙摁住我的手，说：“孩儿，别动，你一动，针头就扎破血管出血了。”我转头一看，母亲趴在我的另一侧，就问：“娘，这是哪儿？我怎么到这儿来了？”母亲说：“这是医院，你有病了，别着急，打两个吊瓶就好了。”我感到口干舌燥、头疼欲裂，迷迷瞪瞪又睡着了。

我昏睡了三天才清醒过来。出院以后，我身体虚弱了很长一段时间。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就在我出院不久，我二叔又住院了。我二叔腿疼已有一段时间了，最近越来越重。在县医院住了些日子，病情丝毫不见减轻，就转院去了沈阳。沈阳诊断为骨结核，最后，在右腿膝关节下二十公分处做了截肢手术。后装了假肢，这可影响了二叔的终生大事。

我四妹妹高瑞琴这一年出生了。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父亲都不在跟前。局里的工程任务紧，他脱不开身，请假也不准，我父亲就火了：“挣的钱不多，管你的人可不少，这叫什么事儿？”

一九五五年掀起了农业生产合作化**，临江成立了黎红、台兴、东光三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河西是黎红社，倪朝有担任社支书兼社长。

一天夜里，我在梦里被“咕嗵”一声巨响惊醒。我睁开惺忪的睡眼一看，父亲喘着粗气坐在地下的凳子上休息，我身边的炕梢上扔着一个硕大的行李包。那声音就是父亲扔行李时发出的，因为行李包里有许多木匠工具，所以声响特别大。

母亲边收拾饭边问：“当家的，你怎么回来了？”

父亲边喘着粗气边说：“不干了。舍家撇业的，一个月挣那一脚踢不着的钱，还净受人管，憋气窝火的，何苦呢？回家种地了，宁搂锄杆子，也不叫人管着。再说，得空打点鱼，怎么着也强其挣那点死钱。”母亲不说话了，在母亲眼里，父亲的主意总是对的。

那时，两个姐姐小学毕业了，没考上中学。父母特喜欢二姐，认为她老实憨厚，又听话又能干，让二姐复习了一年，还是没考上。父亲就让二姐上黑龙江姑姑家谋取生路去了。后来，二姐在姑父的帮助下，参加了伊春林业局森林勘察设计队工作。

父亲带领全家参加了黎红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我父亲是典型的山东人，犟脾气，凡事认死理，固执己见，有话就说，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是出名的“犟眼子”。

大搞爱国卫生运动的时候，街长李光华要求每家每户把厕所的粪坑鑲上大缸，我父亲认为：“厕所撒白灰应该，它可以杀毒；家家挖阳沟并盖上木板也应该，既能排水又安全文明，可厕所镶大缸有什么用？”所以就顶着不办，还和街长据理力争，把街长惹火了，罚了我父亲五元钱。最后我父亲还是照办了。其实，很多人家都没办，只不过他们采取的是软磨硬泡、推搪拖延的办法而已。

社里组织社员上山挖鱼鳞坑，说是为了存雨水抗旱，我父亲就说：“净扯淡，山坡净是沙石，别说没那么大的雨水，即便有也都渗漏了，还能存贮水？净浪费人力。”

秋天，社里组织深翻地，说是为了高产，我父亲说：“深翻地把生土翻到上面来，能长庄稼吗？”

尽管我父亲说的都是正确的，但你总和领导唱对头戏，每当运动来临，你总当拦路石，在那个年代能有你好果子吃吗？更何况那时孙成有已经取代倪朝有，坐上了黎红社的头把交椅呢？

孙成有何许人也？

他原名孙成禄，孙成有是他弟弟的名字，可能是为了混淆视听、鱼目混珠吧，他上台之后就同他弟弟互换了名字。他在日伪时期是大栗子铁矿“拉杆的”，即小把头。人们最痛恨拉杆的，因为他们在日本人手下狗仗人势、为非作歹最是心狠手辣。劳工们每天直接受他们的催逼打骂、刁难糟蹋，所以对他们这些日本人的走狗恨得牙根痒痒。土改时，他们不够汉奸、反革命的杠杠，所以逃脱了人民的制裁。孙成有到县里告倪朝有的黑状，说倪朝有对合作化态度消极；人老志昏，领导不力；袒护儿子等等。当时，倪朝有的儿子倪秀山在食品厂当会计，因打麻将、玩牌九被定为赌博罪，开除了公职。孙成有抓住这个机会，告倒了倪朝有，。坐上了社支书的宝座。

像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