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竞争对手里，我相对会忌讳杨丽娟一些。她从幼年开始移民荷兰，本地语言的功底比我扎实，并且也凭借语言、文化优势，与餐厅不少熟客混得很好。比如这边流行的熟人见面礼是拥抱着对方互亲脸颊三下。这个我们三位女服务员中只有杨丽娟会对熟客这么做，我与丹丹都是用握手的东方习俗去替代的。

蒋经理宣布了这个重磅消息之后，我们三名候选人干起活来都明显比往常起劲了。有了原动力，时间也过得快，一眨眼就到了下班时间。

回家的路上又得经过那片小树林。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有点担心会中黑人小哥的埋伏，于是大声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骑啊，往前骑”引得迎面骑过去的好几名路人多瞄了我几眼。

到家后我象征性地与弘毅拥抱、亲吻之后，件事情是打开手机，看看有没有收到关于欣仪的艳遇的最新消息。

而关系到自己将来前途的候选经理消息，我只当成次条新闻，等下再跟男朋友汇报好了。

因为毕竟还在待选阶段，假如我真已经荣升经理了，那又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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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已经呼叫了半天，程欣仪还没有丝毫反应，我只好先弃其重而取其次，把蒋宇今天下午的那一番话向弘毅传达了一次。想不到弘毅给我来了一句泼冷水的话：“你升任经理不好。那样咱们家里头的尊卑关系会起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狠狠地用胳膊肘撞击了一下他的胸口：“你这个不求上进的家伙！你就不能也争一口气，跟我一道升职么！”话语里好像我的升值梦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似的。

在正常的工作日，我与弘毅晚上共度的时间都仅有一两个小时。这也是我十分不喜欢餐饮业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第二天要很早起来上班，所以他基本在零点前后就要上床睡觉了。我从餐馆下班到家却经常是晚上十点半前后。

年初我真的有放弃餐饮业工作，去找一份朝九晚五的新职业的念头。但这个念头一拖就快要半年过去，一点进展都没有。相反，假如我真的升职成为经理并拿到更高薪水的话，跨行业跳槽的念头就要无限制地搁置了。

所以弘毅对这个升职的事情还真没有很高的热情。但我盘算了一下，假如升职梦圆，我每月收入肯定得多个三五百欧的，这样每次可以多存一点在银行以外，余下的附加值还能多买一两件打折村名牌产品呢！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的数字概念都要强过家里这位学历远高于我的小哥哥。

要问我的金钱观？其实我没有明确的金钱观，不会去盲目追求大富大贵的，三分靠天分七分靠注定嘛。

而弘毅的金钱观与我基本接近。不过他肩负的家庭负担相对更为沉重一些。他是家中独生子，远在家乡的父母生活拮据，我未来的公公患有严重糖尿病，干不了重活。弘毅会将每月薪水的一部分留起来，然后不定期用银行转账，或者与朋友兑换人民币的方式寄钱回去，来尽自己的一份孝心。在这一点上，我无条件地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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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总结一下，我俩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如果硬性要下一个定论的话，基本处于解决温饱奔小康这种状态吧。

至于具体的收入嘛，我也不怕公开了：我目前每月固定薪水是1900欧元，加上小费（荷兰干服务员工作的额外收入）平均能够达到2200欧元左右，折合人民币就是16000多元。而弘毅的每月税后收入也只稍微高于我。

两份收入加在一起的话，比起国内的大部分双职工可能要高很多。可是这边的生活开销大啊，每月光房租加水电费就得花去近千欧了，车子开销四百欧上下，还有医疗保险费、伙食费，手机、网络与其他杂费，在最好的状态下，我俩也只能攒下一份工资不到的钱。万一出去旅行一下，或者来几份亲朋好友的结婚请柬（在荷兰别名“红色炸弹”，平均每份红包要送出300欧元），那么这个月就只好以收支平衡作为最高目标了。

这还是我们两人同时拥有全职工作，并且没有子女的前提之下的状态。

所以我理解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生育率普遍偏低的缘由。也理解中国一步步放宽计划生育措施后效果不明显的背后理由。

弘毅与我吻别，先去睡房休息。我边看电视边等候欣仪的回复。

这时候手机铃声响了。我一看，来电的竟然不是欣仪而是钟清清。

清清是我的另一个重要闺蜜。就是下周一约定一起逛打折村的第三个女孩。

“小静不好意思，我这么晚还来打搅你，而且是一件不太好开口的事情呢。”

“你说吧，咱们都是自己人。”从社会地位状态来说，清清跟我比欣仪跟我接近些，她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打工族，目前在一家以卖炸薯条为主的快餐店工作。

“周子威想跟他哥哥一道把市中心那家亚洲超市给盘下来。我们盘算了一下，投资资金还有个小小缺口，你能不能”

啊？这还真是难以开口回绝的事情。借钱开店？周子威是清清的男朋友，也跟我们一样属于年轻的工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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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语叫“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刚在算计着假如升任经理能给自己的经济条件带来何种改善，稍稍感到一点小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