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之事，本非迷信，只是顺应统治者稳固统治的产物，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判断标准，我们从当代社会的视角出发，应当从古代的“迷信”中找到与时代联系的部分，化为己用，对知识，我们要以谦卑的姿态永远低头；对内心，我们要以平静的心态学会修养；对社会，我们要以敏锐的眼光积极关照。）

细心的读者应该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开皇律》将巫蛊之事列入“十恶之条”，从中足见隋朝统治者对巫蛊之事的深恶痛绝，杨广编造的杨秀大兴图谶之事也被文帝深深厌恶。有人认为巫蛊、谶纬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鹰化为鸠，犹憎其眼”而已，对此笔者并不完全反对，但也不完全赞同。杨坚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并不是简单的赞成或者反对，而是以一种很微妙而圆滑的姿态来面对这个问题，具体怎么样圆滑微妙下文将给出一些拙见。所以我们不妨在此处缓一缓脚步，抛开一些纯粹的故事和感性的个人喜恶，转而尝试去挖掘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或许更有意义。

谶纬是什么呢？用最简单的话讲就是预言及其解释。从本质上讲，它是儒学和经学被神化的产物。诸如巫师、方士此类的人对未来做一番预言，借神人告知吉凶，再由这些儒生们“演绎”出一套与之相合的经典。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叫做巫师们为皇上开了大脑洞，再由儒生们帮皇上脑补一下。最早的谶纬是《河图》与《洛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河图洛书”。许慎在《说文》中解释“谶”字时写道：“谶，验也。有徵验之书。河洛所出之书曰谶。”河图洛书是河洛文化的代表，亦是其滥觞，《隋书·经籍志》明确记有“河图二十卷”“河图龙文一卷”等，但其来源一直带有非常浓厚的神话色彩。《周易·系辞》中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个说法本身就有待考证，有伏羲据此推演周易一说，我们常说的“伏羲八卦”就是从这儿来的；也有周文王据此推演周易一说，证据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句；还有一说是八卦的灵感来源于龟甲兽骨上的裂痕和花纹。首先，笔者须澄清的是，暂且不论这几种说法孰真孰假，也不论河图洛书究竟是否存在，单就《易经》留下的八八六十四卦来看，至少在当前这个讲究科学和真理的社会，我们不能简简单单把它当做封建迷信而大加批判，否则就有武断之嫌。

为什么这样讲呢？以《易经》为例说明。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通称的儒家传统《易经》实际上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为《易本经》；一为《易传》。《易本经》所载是其最原本的内容，而《易传》一共有七种十篇，也称“十翼”，多是后来的儒生们为解释《易本经》而作。《易传》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易经》中最有思想价值和现代意义的部分。从某种角度讲，这两部合起来实际上就是一种谶纬，《易本经》中的卦象等为“谶”，《易传》中解释“谶”的部分为“纬”。后来的经学家在此基础上仍有发挥，比如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家王弼和晋代经学家韩康伯曾对《易经》作注，王、韩本《易经》仍然是现在最通用的版本。那么为什么诸如此类的谶纬可以得到统治者的赞同呢？原因就在于它自身抹之不去的鲜明阶级性。阶级性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解释它们的作品用近乎神化的语言承认了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易本经》本是占卜、巫筮之书，但正是因为依托于这些解释它的《易传》，才得以在社会上流传下去，这些儒家经典恰恰被皇帝们看中，变成了皇权的依托。另外必须要补充的一点是，我们若要研究这一领域的内容，《隋书·经籍志》是必须要参考的。笔者说谶纬变成了皇权的依托，证据就在《隋书·经籍志》中：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著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饗，则有天命之应。

这句话表面上看承认了建立丰功伟业，修己以利他以及树立威信的重要性，但最终又回归到将王权神化的角度上。此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实例为证：

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

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

换句话说，谶纬是皇权在经受种种来自内部或外部力量冲击的过程中自我求保求强化的产物。面对这样一个政治化的产物，我们应当将它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下，以以一种包容的心态来审视，而不能武断地以现在的价值标准来判断其是否科学。如果我们抛开统治阶层这一政治因素不谈，实际上在谶纬之学中有许多解释和言论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对自然界最极限的认知和解读，换句话说，究其本身的理论，也是带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因此笔者在前提出的“不能简简单单地将它（谶纬）当做封建迷信而大加批判”的说法，其原因也就水到渠成了。第一个原因就在于它是自身所处时代的产物，是为皇权服务的产物,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第二个原因就在于它自身并不完全是荒诞不经，而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以《易经》中“咸卦”为例，“咸卦”是“兌上艮下”的结构，《易传》之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