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身上美好的品质，显在一时贵在一世。显在一时易，贵在一世难。）

前文提到，杨坚和独孤皇后一共生育了五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杨勇、次子杨广、三子杨俊、四子杨秀、五子杨谅。在这个庞大的杨氏皇族中，每个儿子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的往事。隋文帝杨坚在开皇初年，励精图治，完善中央官制，创三省六部之雏形，灭陈平叛，统一全国，结束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大分裂，轻徭薄赋，发展农业，编《开皇律》，依法量刑，又开科举制度之先河，一度创造“开皇之治”的盛况，但在辉煌功业的背后，杨坚有一个始终打不开的心结，那便是家里的亲情问题。亲情遇上政治，几乎不会出现“《北京遇上西雅图》式”的浪漫，多数情况下有的只是因尔虞我诈而出现的永恒的隔膜。晚年的杨坚渐渐没有了开皇初年的宏图大志，他开始听信谗言，生活渐趋奢侈，亲情问题也在持续困扰着他，以至于除了杨勇之外，另外两个儿子杨俊、杨秀也都面临着与大哥几乎一样的命运。

杨俊是文帝第三子，小名阿祗。开皇元年，即公元581年，登基后的杨坚封杨俊为秦王，非常重视他，因此杨俊也得以历任河南道行台尚书省尚书令、洛州刺史、右武卫大将军、秦州总管、并州总管等要职。杨俊其人与杨勇非常相像，起初在文帝面前也是一个“乖儿子”的形象，笔者总结了一下，认为他有三个品质最得杨坚欣赏。

第一，崇敬佛门。《隋书·文四子传》记载：“俊仁恕慈爱，崇敬佛道，请为沙门”，可见杨俊对佛教的崇敬已经发展到了想成为佛教徒的地步。但是杨坚不允许他走进佛门，所以这一愿望最终没能实现。杨坚不允许他出家并不代表杨坚不喜欢他的这个品性，相反，笔者认为，虽然史书上没有直接表明杨坚对此的态度，但是杨坚应该对佛教有很深厚真挚的感情。理由与杨坚的出身有关。杨坚出身关陇贵族集团，这个集团主要由鲜卑和汉两个民族组成，按照鲜卑族的习俗，孩子们都要有一个小字，就好比我们现在的小名。杨坚有一个听上去很奇怪的小名，叫那罗延，由尼姑智仙所起。那罗延是一个佛教概念，由梵文音译而来，在佛教中是一个金刚大力神的名称，后来便解释为金刚不坏之意。除了名字之外，杨坚的出生也充满了浓厚的佛教色彩。据《隋书·高祖上》记载：

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皇妣尝抱高祖，忽见头上角出，偏体鳞起。皇妣大骇，坠高祖于地。尼自外入见曰：“已惊我儿，致令晚得天下。”为人龙须，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长上短下，沉深严重。

前文提到高熲的出身时，笔者认为将大人物的出生描写得特别奇幻是中国古代史书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在此写隋文帝杨坚时自然也不例外。笔者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段记载并非全实全虚，而是虚实皆存。具体来看，笔者认为其中描写杨坚“鳞起”、“角出”、“龙须”、“五柱入顶”、“目光外射”等外貌神态属虚，而说他生于冯翊般若寺，由尼姑抚养长大应当属实。杨坚登基之后，非常重视佛教的复兴。现在南京市摄山栖霞寺中有一座舍利塔，便是在隋文帝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得到复修。在《隋书·经籍志》中记载了当时佛教兴盛的场景：

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轻，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当中提到的“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难得的景象，自汉武帝时，便已经确立了儒学独尊的地位，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以来，从未对儒学的正统地位发起过实质性的冲击，甚至在南北朝时期还因北魏君主拓跋焘的禁佛运动而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到隋文帝时期虽不能说佛教对儒学的正统地位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但这个数据至少反映了此时思想界宗教界文化的交汇和包容等一些可喜的变化。

由此笔者推测，杨坚如此重视佛教的复兴，与他幼时在寺庙中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按照《隋书》中的记载，杨坚应当是在十四岁的时候离开了寺庙，开始在外做官：“年十四，京兆尹薛善辟为功曹。”十四年的佛寺岁月，足以在杨坚的心中刻下一个“禅”字。所以，杨坚能够欣赏杨俊崇敬佛门的品质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仁恕慈爱。这个品质与杨俊崇敬佛门一脉相承。平陈战役时，杨俊奉命统军驻扎在汉口，把守长江中上游，牵制陈军主力，从而为下游韩擒虎和贺若弼的战斗赢得时间。彼时与之相对峙的是南陈将领周罗睺、荀法尚等，他二人“以劲兵数万屯鹦鹉洲。”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两军对峙的例子数不胜数，但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双方势均力敌。而此时，据《隋书》记载，杨俊是“督三十总管，水陆十余万”，兵力远远在陈朝军队之上。所以当时其中一个叫做崔弘度的总管请求主动出击，一举击垮南陈军队，但杨俊此时在兵力占优的情况下考虑到了士兵的生死，严令不许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