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杨勇尚为太子的时候，虽然也做过种种错事，但杨坚从未因一两件事而贸然行废立之举，那么杨坚为什么这次尤其怒不可遏呢？原因有二。其一，宣华夫人是“原告”，更是杨坚所爱，在宣华夫人口中的杨广必然是一个口谈道德、志在穿窬的伪君子，杨广此举，就是不折不扣的**，这属于伤风败俗的大事，显然比奢侈无度等错误要严重得多；其二，争夺太子之位之时的杨广太过完美，此次突然做出这等下作之事，在杨坚心中造成的心理落差无疑是巨大的，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大家都知道，收回拳头再打出去所造成的伤害要比不收回大得多，心理落差也是同一个道理，之前的形象越完美，跌落后的形象就越不堪入目，所以正如笔者前面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身上的美好品质，显在一时贵在一世，显在一时易而贵在一世难。”
《隋书·后妃传》之所记较之《资治通鉴》多增加了一个小细节：“为敕书讫，示左仆射杨素。素以其事白太子。”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奇怪的举动，柳述、元岩本就不是杨广的党羽，而他们不会不知道位高权重的杨素在杨广夺宗一事中所起到的作用，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把诏书呈递给杨素呢？很显然，是因为官位。杨素是左仆射，前面介绍过，杨素和高熲分别为右仆射和左仆射，隋朝时以左为尊，相对而言左仆射要比右仆射大一些。高熲倒台后，杨素代之成为左仆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柳述和元岩分别是兵部尚书和黄门侍郎，论官位，皆在杨素之下，更何况柳述属于杨素的直接下属，按照正常的工作流程，柳述和元岩的确应该把拟好的诏书先呈递给杨素过目。但是，柳、元二人忽略了一点，这封诏书和杨广杨素之间的那封密信一样，杨坚并不希望让任何和太子杨广有关联的人看到，虽然他没有讲明，但他拖着病体暴跳如雷的态度已经很明确地传递出了这一信息。很可惜，柳述、元岩没有体会到这一层，他们把诏书交给杨素过目，而杨素也借着他二人带来的“东风”展开了反击。
实际上，杨素听说了密信误送一事后，应该是焦急万分，但忽然柳述、元岩把召回杨勇的诏书送到了自己面前，他大喜过望，收下诏书，与柳、元二人简单寒暄几句，然后急匆匆地找到杨广。
“太子殿下，出事了。”
“处道，何事惊慌？如此失态，这可不像你。”
“宣华夫人在陛下面前告您非礼之罪呀！柳述元岩二人已奉命拟诏，招废太子杨勇来此，恐怕陛下是要再行废立之举了。”
……
杨广半晌没有说话，他的眉心冒出一点汗，双手一握，悄悄问道：
“处道，依你的意思，此时应该怎么办？”
杨素呵呵一笑，俯到杨广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
一丝诡异的微笑地慢慢浮现在了杨广的脸上。
随后宫中便是一片死寂。
柳述、元岩二人刚回到住处，正准备起草诏书。门外突然冲进来一队士兵，分列两旁，中间一人手执圣旨，大踏步入到房里来站定，柳述、元岩一看，慌忙跪倒。那使者展开诏书，大声宣读诏命，洪亮的声音在殿堂上回荡开去。
不久，一辆囚车缓缓驶出仁寿宫，向大理寺开去。
车上坐着的，正是柳述和元岩。
原来杨素之谋，正在于此！
杨素和杨广设计，假托圣旨之名逮捕柳述、元岩，这样一来隋文帝杨坚身边最亲近的人只剩下了杨素和杨广。此后，杨广步步紧逼，一不做二不休，听从杨素建议，派东宫士兵围住仁寿宫，日夜监视，不许旁人进入，又令宇文述、郭衍负责调度盘查，控制来往人进出。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宇文述，他和太子杨广非常亲近，杨广能和朝中权贵杨素取得联系，他功不可没。那么郭衍是谁呢？郭衍和宇文述是同一类人。中国古代的史官们是很用心的，他们经常会把有联系的人物放到同一个列传中来写，以更好地呈现出这些人物身上共有的一些特点或品质。郭衍和宇文述就被放在了同一篇列传中。《隋书·郭衍传》记载，郭衍字彦文，自己说自己是介休人，如果他真的是介休人，那么和后来的唐朝开国名将，也是我们熟知的门神之一：尉迟恭应当算是同乡——皆是山西人。不过，同为山西人的郭衍远没有尉迟恭那么忠勇刚正，《隋书》上记载得清清楚楚，郭衍这个人：
临下甚踞，事上奸谄。晋王爱昵之，宴赐隆厚，迁洪州总管。王有夺宗之谋，托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阴共计议。
所谓“临下甚踞，事上奸谄”，即是说对待下人、下属十分傲慢无礼，对待上级、领导却非常恭敬，经常摆出一副拍马溜须、奴颜媚骨的姿态来。他身上有这样的特点，自然十分招杨广喜欢，于是常常与之谋划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