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已经认识到了事物对立面的存在和成因,非常善于从两个角度、两个方面去论述,同时又没有将两方面进行割裂,反而是用一种圆融的观念来进行审视,这也正符合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念。追本溯源,庄子的齐物观念亦是来源于他所认识的“道”,庄子的“道”是具有无差别性[见香港中文大学(tyof)、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刘笑敢先生《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2月),第108页。]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笑敢先生认为庄子的“道”是“无上无下、无高无深、无先无后、无内无外”[同注22.]的,是融合了天地间一切的高度抽象存在。这一点大概是继承了老子的观点。但是,庄子的“道”与圆融无疑影响到了他的政治观点,当他把这一理念搬到到国家运作中时,“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的形态就自然形成了,换句话说,在他的心目中,最好的国家就是没有国家,最好的天下就是没有国界的天下,“夫道末始有封,言末始有常”[见《庄子·齐物论》,用【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7月),第83页。];相反老子显然没有走得这么极端,他的“道”没有完全渗入到治国和政治当中,因此他的“无政府主义”也只能被叫做“无为政府主义”。
换句话说,道家看上去很清高,但是老子探讨的问题仍然与儒家相仿,即“这世界到底应该怎么救”,老子的答案是“无为而治”;而庄子探讨的问题则与儒、墨、法几家不同,他探讨的问题是“这世界到底该不该救”,答案是“不该救”,这大概是道家清高的最明显体现了。
(二)柔弱、自由与率真
“现实还是星空”,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复杂。用最简单的话讲,老子和庄子生活理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老子关注社会;庄子超然物外。这一点的分歧直接造成了两人生活态度的差别。
老子的生活态度叫做“柔”。他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故与之,是谓微明。”[见《老子·第三十六章》,用【魏】王弼《王弼集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89页。]这句话很耐人寻味,颇像兵书上讲的欲擒故纵、后发制人之计,也难怪学术界流传着“《道德经》是一部兵书”[见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李泽厚先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77页。]的说法。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李泽厚先生对这个说法没有全盘否认,“我的看法是,《老子》本身并不一定就是讲兵的书,但它与兵家有密切关系”[同注26.]。但是李泽厚先生除了认为《老子》有兵家辩证法特色外并没有更多解释,就这句话本身给出解释的是冯友兰先生。他认为:“此非老子之尚阴谋,老子不过叙述其所发现耳。反之,则将欲张之,必固歙之;将欲强之,必固弱之故”[见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增订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8页。]。冯友兰先生从正反两面对这句话进行了变通,“歙之”与“张之”;“弱之”与“强之”;“废之”与“兴之”;“夺之”与“与之”,这四对本身就是相互交融、相互转化、互为因果的关系。老子的深层含义是认为处在世上,就不能太过刚直,一个具有正反两面的物体就可以相互制约,不至于走极端。正极则反,反极则正,事物才能长长久久。由此推及万物,只有具有自由转化的性质,才是最有生命力、存在最长久的事物。笔者认为,这其实就是老子的“柔”最抽象的体现。
老子的“柔”也有具体的表现。在他看来,世界上最坚固、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是水: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见《老子·第七十八章》,用【魏】王弼《王弼集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187页。]
水是最坚固的,是“天下之至柔”,可以“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两句皆见《老子·第四十三章》,用【魏】王弼《王弼集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120页。]。春秋乱世,礼崩乐坏,老子清楚认识到,争名夺利往往会导致兵戈之斗、权谋之争,他针对此情况认为政治上应该保持“小国寡民”,应该做到“无为”,自然在个人方面就要求保持“柔”的生活态度。笔者认为,老子的“柔”,应以“顺”来解释。老子政治上的“无为”,实则是求“有为”,这一点实际上是在要求百姓以一种“顺应”的态度来面对统治者,但是同时,统治者亦不会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具体到每个人,就应该学会审时度势,在乱世中不可强出头,不可逞英雄,要明白“明哲保身”[出自《诗经·大雅·烝民》。]的道理。王弼为《道德经·第四十三章》做注时用“气”做过类比:“气无所不入,水无所不经”[见《老子·第四十三章》,用【魏】王弼《王弼集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120页。]。“气”和“水”的特点是能靠自身的“柔”适应一切环境,人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和观念。“柔”不等同于示弱,更不等同于懦弱,而是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