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才想起包里还有一叠谱子和记录灵感的歌词本，忙打开检查，还好，帆布包虽然不防水，但东西都没湿。
翻乐谱的时候塞林格已经没拧衣服了，他在看我，准确地说在看我手上的乐谱，满是水的手垂在膝头。在这个人面前这么紧张这些半成品，怎么看都有种班门弄斧的感觉。我略局促地把东西放了回去，背包也放在了茶几上，这会儿裤子还是湿的，坐哪儿都不舒服，就不如站着了。
一不小心对上塞林格的眼睛，他可能已经习惯和粉丝（或者狗仔）的视线短兵相接，也不会对我表现出的过分小心有任何不适，目光直接指了指桌上的水杯。我会意地拿起来，刚要说谢谢前辈，女助理推门进来，把一板感冒药拿给塞林格，转头见水杯握在我手里，面带诧异。在她背后，塞林格直接把那板药塞到一边，问我有没有受伤。我说没事，也注意到女助理脸色不怎么好，就把手上没喝的水放下了：“刚刚真是对不起，害前辈差点翻车。”
这下女助理看我的眼神更不友好了。
塞林格说以后记得看红绿灯。
这样的话从塞林格口中说出，不带一丝说教和责难，我想他一定经常这样提醒犯蠢犯浑的粉丝，以后记得看楼梯，以后记得看路，以后不要老盯着我……
虽然他并不记得我是他粉丝。
我点点头，wendy姐这时打来电话，问我到公司了没，挂了手机我向塞林格告辞，走到门口，忽然又被他叫住：
“等一下。”
我回头，他看着我：“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是见过，我说就在你们的歌友会上，上次许章哥来找我帮忙伴奏。
“不是那次。那次我当然记得。”
我心里咯噔一下，看着他仿佛在回想的表情，有种冲动想现在就告诉他，这一年半，你就是支持我走下去的动力，我就是那个你说过很有才华的唱作人。
可是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我以前不是谁，以后再也不会是谁了。
“那真没有了，前辈大概是记错了吧。”
话都是笑着说的，心里却有种微妙的羞耻感，我知道不用为耳朵的事自我羞耻，那不是我的错，然而在他面前这种感觉还是挥之不去。
——
我没和wendy姐说耳朵的事，只和她确认了明后天的通告。回到家时有点感冒，担心喷嚏的症状加重耳朵的负担，打算下楼买药，拉开背包拿钱夹时，才发现里面竟然有一板感冒药。
……所以塞林格当时随手一塞是把药塞我包里了吗？
拿着那板药在沙发上坐下，药壳上还沾着一丝冰凉的雨水，来自塞林格的手，我剥了一片胶囊放在手心，想到他因为不想吃药就干脆拿给我，全程若无其事的样子，有些啼笑皆非。
晚上在浴缸里放满热水，搬来这个单身公寓才两周，这个浴缸还没有用过。躺进去，可能因为吃过药，也可能因为耳朵的不适，水声听起来带着某种梦幻般的潮声，眼前白雾缭绕，很不真实。
小时候我向外婆承诺将来要送她一个浴缸，这样冬天泡在里面就不会冷了。如此小的愿望，也可以落空。
迟早有一天我也会接受耳朵已经不行了的事实，就像多少年后的今天，再看见电视里那些痛失亲人的剧情，也可以麻木到不再鼻酸。只是到那个时候，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戴着助听器，或者连助听器也不管用，只能打手语？我还会开口说话吗？还能记得那些歌的旋律吗？塞林格这个名字，对我来说还会有任何不一样的感觉吗？
我怕的是那样的我。
如果上天问我，在彻底聋掉以前还有什么愿望，那么我想再写五十首歌，再去听十次lotus的演唱会，想把关于音乐的美好记忆再烙印得深一点。如果这样太贪心，打个折也没关系，拿一半寿命去换多听几年也不觉得可惜。听不见的人生，哪怕再给我荣华富贵的五百年，我也不想要。
可惜没人能和命运谈条件。我只能希望接下来的时间能过得慢一点，希望能听得见的日子尽可能长一点，能唱歌的日子尽可能长一点。
——
医生的话或许没错，但与其战战兢兢等着所有声音消失的那一刻到来，不如放纵自己最后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像癌症病人用最后的生命环游世界。我还是照常写歌，照常唱歌，不想等真聋了，再来徒劳后悔。
但到底还是纸包不住火。一个月后进棚录新ep，被监听耳机里的伴奏一震，左耳一下子又变得迟钝起来，可以叫暂停，但我就是不想，心里有股愤愤的情绪，副歌时有个高音，我就等着它来，仿佛只要痛痛快快唱出这个音，就能冲破蒙在耳朵上的阴翳。然而胸腔共鸣的刹那，耳朵里突然像被针扎了一下，痛得我一把捂住耳机。录音中断，录音师从没见过这种情况，以为是设备问题，我说没事老师，耳机没问题，我们把这首录完吧。
录音老师看我的脸色好像见了鬼，可能我当时的样子看起来真的有点凶？老师答应继续录，录到最后一段副歌时，我看见wendy姐来了，她没有打断我，站在门边一直等到录音结束。
看见我的时候她好像是什么都猜到了，那天下午她陪我去了医院。从医院出来我和她都没有说话，良久，她才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你的人生还很长，还有很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