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们一有了机会就琢磨着怎样把道家从上层建筑上给搬倒，王臧和赵绾合计了一下就想在皇宫内建立儒家明堂来专门推广孔孟之学。这事被窦太后知道了，窦太后很生气，她不能让儒家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复辟，于是跳过汉武帝，直接下令把王臧和赵绾送到大牢里考问，后来王、赵二人只得自杀了事。不过经这些人一折腾，儒家的学说终于在宫廷中有了些听众，汉武帝也倾向儒学，开始与窦太后暗自较劲。窦太后是汉武帝的祖母，再长寿也耗不过年轻有为的汉武帝。她前脚一死，汉武帝的丞相田蚡就宣布罢黜黄老、刑名百家学说，同时把通晓《春秋》的儒生公孙弘从平民一举升为三公，赐平津侯，买彩票中大奖的示范作用是无穷的，一时间天下的学子象风吹草伏般倾向儒学，上有好焉，下必效之，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楼，[风的野望]发表于2007-2-2212加精

真正率领儒家打赢漂亮翻身仗的是董仲舒，有些书上常说汉武帝采董仲舒之策“罢黜百家”，仿佛董仲舒是汉武帝的近臣可左右政局，这是不对的。董仲舒其实与先秦大儒们一样生前并不受君王重视，他更没有国师、宰相这样的头衔，他的名气和在儒家的地位主要来自后世对他的追封。在国家大一统的背景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者走到了道家的前面，率先完成了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融合，顺利完成了从民间思想学说向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变。可以说从董仲舒开始，儒道在对世俗王权的争夺中就已分出了胜负，后来两千余年间的故事都只是优劣立见的前提下发生的些许插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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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是河北景县人，生于汉惠帝（汉朝刘邦之后的第二个皇帝）年间。幼年就学通儒家“五经”（《书》《诗》《礼》《易》《春秋》），其中尤其擅长《春秋公羊传》。孔子作《春秋》是微言大义，每一年的事只写十几字，少的甚至一两字，对于文字背后不便记载的内容则通过口传弟子来教授，这样就有了口口相传下来的不同版本的《春秋传》，比较著名的有《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汉武帝时《左传》还鲜为人知，比较流行的是《公羊》《谷梁》二传。董仲舒是赵地传授《公羊》最知名的大儒，另一位在齐鲁讲《公羊传》的是胡勿生，司马迁在《史记》中点评汉初重要的八位儒士时董、胡的名字都在列，另外还有前面提到的刺猪的辕固生，被学生赶跑的申培公，以及献今文《尚书》的伏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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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讲《公羊》讲的很酷，他给自己面前拉个帘子坐在幕后讲，只有资质优秀，品学不错的学生才有资格登堂入室受其亲传，其他那些弟子可能听了几年的课，连老师长什么样都无缘得见，在董仲舒这些学生中就包括后来写《史记》的司马迁。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尚黄老之术，司马迁多少也受乃父的影响，但他著《史记》时显然已全然倾向于儒家，个中缘由可能就是儒家较之其它学说更重视知识的传播。比如前面提到的《春秋》这本书是鲁国的编年史，在春秋时期各国都有相类似的国史，但无人加以讲授，经秦始皇焚书后就都散失了，只有鲁史经儒家数代人口口相传得以保留（还有一部国史被挖墓时发现，就是魏国的《春秋》，又叫《竹书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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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不久选召各地贤士入朝服务，董仲舒也跟在这伙人当中来到京城当了博士（顾问一类的官职），不过这时董仲舒还不很起眼，儒士中最受重视的是能迎合帝王说些客套话的公孙弘（后来此人作了有史以来第一位儒家宰相）。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归西，第二年汉武帝就召儒生们来开了个重要的会议，在这次儒学“遵义会议”上董仲舒对孔孟思想进行了彻底的修正，改造之大令我们现在看来都头晕眼花，恍若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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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仲舒之前儒学是一套人间的哲学，孔子关心的是礼和孝，天子如何尊礼，百姓如何重孝；孟子关心的是仁，君主如何行仁道，百姓如何守信义；荀子关心的是性本恶，所以修养的学习和改造最重要。道家关心的与儒家全然不同，道家有套宇宙学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人道尊从天道，一切随性自然即可。到了汉初的时候，儒家这套人间哲学就斗不过道家的宇宙论，你那是小节，我这才是大道。董仲舒正是悟透了汉朝皇帝自命天子，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权威的合法性，所以勇敢地在儒家学说中加进了“天”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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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和荀子有个老大难的问题争论不休，就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董仲舒说你们也别争了，天有阴阳之分，人性中也有善恶共存，正如田间的禾，种的好它就是稻，种的不好就与草无异，所以人民要加以教化，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君主应以“仁义礼智信”来积极地教化百姓，而不应象道家那样“静虚无为”，放任自流（说到这终于有点儒家的影子了，否则这董仲舒当个神学家这一点都不为过）。

7楼，[风的野望]发表于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