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链中断。产前产后服务，前40年国家垄断专营，原因是产前和产后有钱可赚，唯独生产环节不赚钱。国家虽然出了钱，但不是给农业生产者。给了经营者，国家受到中间商盘剥，最典型的是粮食系统和供销社生资系统、棉花系统以及农业系统种子公司。由于产业链中断，导致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是不完善的，一下子抛向市场。其结果可想而知。第五是农村其它产业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社会历史上的其它产业。如手工业，各种作坊等，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自救力，内生产业力尽丧。第六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小病拖，大病等，促长了农村封建迷信盛行，养儿防老、家族意识等传统观念大行其道。第七是政府和城市居民深层意识歧视农民，政府保护农民利益的举措收效甚微。在社会二元结构中，呈现出城市居民始终在政府的保护下生存，而农民没有享受到一丁点（除保护价一项外）社会福利。打工是盲流，春运加价。克扣农民工工资，大城市设计许多限制外来工的壁垒等。农民在城镇成了低智商、犯罪的代名词。

何伟力用很大的篇幅农村处于“苦”、“穷”、“险”境地的原因后，话锋一转，指出三农问题是社会热点问题。他说，有关方面的学者专家三农问题研究已十分深入。中国农村地域广，东西跨越5个时区。南北气候迥异，各地资源禀赋差别大，东、中、西部经济条件悬殊，不可能有一套适合全国各地农村的最优方案，靠一个“一号文件”解决农村所有问题是很困难的。

何伟力指出。国内外关心中国三农问题的学者专家提出了两条基本思路，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思路；二是农村地区的一揽子改革思路。

他说，根据专家学者们的这两条基本思路，结合松山的实际情况，我们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必须抓紧抓好两个方面的工作，这两项工作的大概内容如下：

第一个内容：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党的16大确定的方针政策，也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的必经历程，是社会人口空间布局变化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协调规律。任何人为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设计都是对规律的违背。农民进城打工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表现，谁能阻挡民工潮？民工潮的背后是经济规律（比较效益）在起作用，与台商到大陆投资原理一样。因此，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经济行为，是市场行为，而非政府行为。政府在人口布局调整过程中，政府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清理一切有关人口、人才流动的壁垒，给外资、内资企业，国营、民营企业，农民和城市居民同等国民待遇。首先，取消户籍管制为户籍登记制，变“要不要给你城市户口”为“我愿不愿”登记为城市户口，把权力交给人民自决。同时，把户口与身份证（变更登记身份证以旧换新）、保险、纳税、银行帐号捆绑在一起。其次，取消正式工与临时工称谓，一律称雇员（公务员本质也是雇员），实行岗位工资制。其次，社会组织分成四大类，军事单位、行政单位（含党、政、人大、政协、司法）、事业单位、企业单位。政府只管军事和行政单位的收与支，全额纳入国家预算管理，定员定编；事业和企业单位全权交由市场调节，事业单位财政补贴法制化。最后，对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小企业、个体户，外国人、中国人，城里人、农村人，北京人、外省人，大城市人、小城市人，一律实行国民待遇，除法律规定特殊优惠外，所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工资待遇，执行一个标准，不厚此薄彼。

第二件事是规划、引导、诱导、指导，法律规范。首先,就是规划。中国目前的共识是限制特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这是错误的，我国人口最高峰是2050年，16亿，2013年是劳动力最高峰为10亿，后者比前者提前37年到来，就业高峰在“小康”之前，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必须加快。按最低标准一半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居民就是8亿，60就是96亿，70就是112亿，2020年小康目标，取中间值（8—11亿）95亿人口计算欢迎阅读欢迎阅读38390异世之女神转生无弹窗。一半居住在特大城市有475亿。按美、日、德1995年特大城市居民占总人口之比例（39、37、41）取最低值37计算有592亿，取二者平均值是533亿。这样2020年中国特大城市人口不得少于5亿，也就是说1000万人口特大城市必须有50个以上。现在所有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城市人口都增加到1000万，还不够。然而，我国号称1000万的特大城市没有一个城区人口达到800万，都包括郊区农村人口。而特大城市看起来单位成本高，但承载人口多，其实是最节俭的人口居住途径。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特大城市，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二者齐头并进。才能容纳巨大的人口规模。

何伟力说，中国干任何与人口有关的事情，必然是世界第一，就必须拿出世界第一的胆识、第一的谋略、第一的举措。但我们不能盲目发展特大城市，如长江以北（除东北外），线以西就不宜发展特大城市。因为水资源不足，现在可以“南水北调”，将来可能只有海水淡化一条路了。因此，50个特大城市只有长江中下游流域、珠江流域东南沿海和东北四块地方可供规划了。其次是引导、诱导、指导问题。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