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领从他魔爪下解救出来：“我们班姑娘关你啥事？你先等会儿，我要把边岩这个小兔崽子收拾一顿。”

他抓得更紧：“卢沛你可是学美术的，我相信你的审美！”

我盯着前面朝我做鬼脸的边岩，心不在焉地嘻嘻哈哈：“边岩的审美就是我的审美，你去抓他。”

方啸气急败坏，迈开两条长腿，发挥他市里长跑第一的实力，噌噌噌跑了没几步就把边岩勒着脖子拽回来了。

“哼哼哼，”我一脸淫笑，走上前伸手捏他下巴，“小兄弟长得很可人嘛！”

“卢沛，你居然请外援！”他一脸愤慨地伸手指向我，“我跟你不共戴天！”

我把脸凑过去看他眼睛：“哎？你要拿我怎么办？”

他瞪我一眼，脸微微朝一旁偏过去，两片嘴唇微启，挤出了一个“切”。

我这才惊觉两张脸距离太近，彼此的呼吸都要扑到一起，连忙直起身子，抬手草草把他头发揉乱，欲盖弥彰地说了句：“帐留着以后一起算。”

好在这时刘杨急三火四地走出来：“快点快点，我爸已经在校门口等着了。”我们四个这才一窝蜂朝校门口跑。

那天傍晚我们坐着刘杨爸爸的车原路返回，到家之后，四个家长带着我们四个高中生去旁边的捷安特专卖店给我们买了四辆崭新的自行车。

我那辆自行车的车身是深蓝色的，在夕阳下闪着光，看起来赏心悦目。

第二天早上我们四个骑着崭新的自行车穿梭在笔直的马路上，喊出来的话和笑声随风飘进耳朵里。天空很高很蓝，延伸到未知的地方，浮云在头顶飘忽不定，像抓不住的未来。

无所事事地玩了一整个暑假后，再盯着书本的时候我有些心不在焉。

每节课上课之前老师都要在讲台上喋喋不休，数学老师擅用激将法：“别以为上了八中你们就能高枕无忧，别看现在你们都坐在一个教室嘻嘻哈哈，等高考完了就知道几家欢喜几家愁了……”语文老师则喜欢给我们大口灌鸡汤：“大家济髦橇肯定没有问题，只要肯努力一定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这些苦口婆心的话在我耳边打了几个转，最终飘飘悠悠地四散开，没钻进我脑子里。

三年那么久，还有大把时间可挥霍。高考？还远着呢。

我上课不好好听，在书的边边角角处画满小人，课本的插图就是我才华施展的地方。要么就睡觉，课本摞得老高，趴在后面的时候，我看不见老师，老师也看不见我。

偶尔也听一会儿课，不过那些变化多端的公式听得我脑仁疼。

算了，我安慰自己：等期末考试前找边岩给我补补，现在听了到时候也得忘。反正这么多年的考试都这样应付过来了。

一到下课我就来了精神，跑到教室门口倚着栏杆，装着无所事事其实眼睛不住地往隔壁班瞟：边岩他们班怎么还没下课？数学老师可真能拖堂。

轮到我们班拖堂的时候我心里更急，不住地看着表：课间统共就那么十分钟，还让不让人下课了？

每天的最后一节课学校给安排成了自习课，用来整理当天上课的内容。我坐不住，跑出去和方啸、闫磊他们打篮球。崔放也加入我们，很快和我们熟了起来。

边岩和刘杨偶尔出来和我们一起玩，被老师训了几次之后，乖乖待在教室上起自习来。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是好学生。

边岩不来的时候，崔放总拿我打趣：“卢沛，你小竹马呢？不下来陪你了？”

“滚！”我把篮球朝他身上扔。

我心里有鬼，开不得这种玩笑。

放了学，我们得先在走廊闹腾一阵，然后再骑着自行车一路飞驰回家。

好在我和边岩隔壁班，任课老师一样，布置的作业也都相同。我吃完晚饭就对着不知所云的数学卷子磨洋工，半天也没做出几个题。估摸着边岩做完了，就扒着窗棱朝楼上喊：“边岩，边岩。”

那时候窗户没什么隔音效果，我喊不几声边岩就探头出来：“怎么了？”

“数学和物理作业做完没？”

“你把不会的题号告诉我，我写给你解题步骤。”

“我哪题都不会，你直接把作业给我。”

他手里抓着窗外的绳子晃晃荡荡：“卢沛你有没有点出息啊。”

我低声朝他喊：“你不给我去找刘杨要了。”

他拿我没办法，叹了口气说：“你等等啊，我传给你。”

我每晚对着边岩的卷子抄得不亦乐乎，偏偏我还有点小聪明，抄作业的时候从来不写得一模一样，这题省点步骤，那题展开一点，步骤太复杂的题索性空着不写当作不会，所以虽然那时候抄作业抓得严，但我一次都没被抓到过。

不过高中就是这样一个努力程度会充分以成绩形式体现的阶段，我的这种吊儿郎当的态度在第一次月考中原形毕露：我考了我们班倒数第三。

说来我也可以自我狡辩，比如八中考进来的全是尖子生，倒数几名在其他学校也能算上中游，比如我们艺术生考进来的分数线本来就要低一些，考成这个熊样其实也正常，比如我确实没好好听课作业也全靠照抄，下次说不定态度认真点就能来个一鸣惊人。

但我心里清楚这些都是借口，因此成绩单出来的那天下午，我还是心情相当低落。

这种低落的心情一直持续到放学，我慢吞吞地把画满了错叉的卷子，无精打采地走到隔壁班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