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算是同意了。

☆、第三章 重生（5）

终于结束了，漫长、痛苦、艰难的手术终于结束了。我们把他送进病房，安顿好。已近中午了，恩斯特和诺维斯基还有些事要处理，我让他俩先去，午饭后再来替我。

他们走后，我瘫坐在病床旁的木椅上，精疲力竭。

我庆幸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没有因偏见而耽误了他的治疗。诺维斯基原是柏林施潘道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不论从经验还是技术上讲，都远胜于我和恩斯特。而且，就算我有诺维斯基同样的经验与技术，我也坚持不下去。我的心会慌，眼会花，手会抖，脑子会乱。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伤，从来没有想到过，有谁会对别人下这样的狠手，又有谁能够承受这一切的伤害。我更不能忍受，受伤害的竟是他。

他的伤遍布全身，几乎没有一处机体没有受到过侵犯。伤情更是触目惊心，一联想起造成如此伤害的凶器，就叫人不寒而栗，绳索、剃刀、棍棒、手、脚、指甲和牙齿……很明显，伤害他的人并不想立刻要他的命，他们要的是取乐，是满足，是泄愤，是掠夺和征服。起初，他的挣扎、反抗，加重了伤害的程度，后来，他累了，麻木了，放弃了。

最严重的伤害在体内。虽然受伤的位置不高，而且每次的伤害都不算太厉害，但是一天天，一次次，重复、累积、叠加，无休无止。伤口扩大了，加深了，红肿了，发炎了，化脓了，坏死了。细菌、毒素随血液流遍全身，感染、高烧、昏迷……

他仍然昏迷不醒。

幸亏他昏迷不醒，不然他熬不下来。不说手术的过程漫长难耐，引起的痛苦撕心裂肺，单就那些被疼痛唤醒的记忆，就足以一百次地淹没他，一千次地摧毁他，一万次地击垮他。

我又一次记录下各项生命体征，情况没有多大改善。尿量仍然很少，肾脏开始出现问题。还好，尿液已不带红色。当时，可把我吓坏了：导尿管插不进去，最后不得不换成金属的，流出来的竟然都是血。

我开始怀疑了，我是太武断了，还是太自私了，我这样执意救他，真的对他好吗？是不是已经太晚了？我的一意孤行是不是真的违背了他的愿望和上帝的旨意？他是不是真的如恩斯特所说，已经放弃了？他累了，垮了，倒下了。上帝怜悯他，真的想带他走了，而我却……

我握着他的手，轻轻地将那细长的手指在两掌之间摩挲着。我抚摸过指腹的硬茧，那是经常扣动扳机的结果；手腕上的绳印，那是遭受凌辱留下的痕迹；手臂内侧的纹身，“79475”，用沾水笔尖刺的，用墨水染的，粗糙、丑陋，那是这段苦难岁月的见证，它将永远地留在那儿，伴随他一生。

我脑子里忽然冒出个疯狂的念头：如果我真的没能留住他，如果他终于魂归天堂，我不能让他带着这个号码走，我要去掉它，我要让他完璧无瑕。

他还能完璧无瑕吗？他的那些伤还能复原吗？我不确定。就算活下来了，他是否能够恢复如初，不留下永久的伤残，都很难讲。何况，假如上帝没有给他时间，他又怎么可能再完璧无瑕呢？

不！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什么荒唐可笑的念头！我正握着的手，有他的体温，这分明告诉我，他没有死，他不会死，他只是累了，想睡一会儿，不受打扰，安静地睡一会儿。

你睡吧，安静地睡吧，我会一直守着你，陪着你，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打搅你，冒犯你。我是谁？你还记得吗？我不知道你是否记得我。回想一下，你只对我说过三句话。我们俩人还不能算真正认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等你醒了，我们该正式地相互介绍一下。

恩斯特用完午餐，来替我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卡波。

“马蒂，这位是‘教授’。”

原来他就是“教授”。早上，25号病房里，他好像也在。“教授”身材高大，相貌堂堂，银白色的头发，蓝灰色的眼睛，如果将那身黑色的卡波制服换成西服的话，站上讲台的“教授”一定会征服台下所有的学生。

“长官！”“教授”向我立正行礼。

恩斯特现在带“教授”来，一定有事。于是我点头作答，询问地望向恩斯特。

“马蒂，是这样的，刚才出去时，埃伦跟我说，他可以到犹太人中征集志愿者为中国人献血。你别急，马蒂，是志愿者。埃伦的想法虽好，但是犹太人平时的伙食就很差，绝大部分人的健康状况都叫人担忧。虽然，我们可以想办法搞到一些食物给献血者，但是献血对于他们来说还是太不合适了。在营里面，平时伙食较好，身体比较健康的只有政治犯和卡波。于是我找来了‘教授’，想问问他有没有可能在政治犯中找到志愿者。”

我暗暗摇头，在心里不断地埋怨恩斯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样不是自取其辱吗？政治犯跟犹太人可不一样，跟营里的其他犯人都不一样。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自视甚高，又大都血统纯正，他们为理想、信念而奋斗，从来不被认为真正有罪，即使在集中营里也得到普遍的尊重，所以政治犯是集中营里境遇最好的犯人。他们几乎看不起集中营里的所有其他犯人，尤其看不起同性恋。因为他们同样认为：同性恋的行为削弱了一个民族的意志，同性恋者都是自私、怯懦、虚伪、下贱的。他们中怎么可能会有志愿者呢？

“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