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广场上来了一个死刑犯。

那时批|斗、处决犯人都是公开的，大有“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之感。犯人被押在车上高调地运往广场，宣布完罪行以及个人身份就运赴刑场。大抵是有一些闲汉骑着自行车一直跟到刑场的，目睹一下子弹爆脑袋的场景，大快人心。

以前听叔叔婶婶说过批|斗、枪决犯人的情景，但我都没有看到。这种事儿经常有，所以让我给赶上了。

我心想，幸亏今天没上学，看一次判决犯人，感受一下“法|治”的洗礼，比上一百天学都有用。

后来我才清楚，那哪里是“法|治”呀，简直就是乌合之众的狂欢。

我记不清了是政治犯还是甚麽犯的，我和一帮不上学的男孩子夹在人群里，兴奋地张望着。那时的我还小，只是觉得这种事情很新鲜，很有趣，甚至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点缀。

犯人被武警押着，头垂地很低很低。一个人站在台子上，举着大喇叭高声喊着犯人的罪行。那应该是个文化人，教书的。顽童们也凑凑热闹，听听甚麽“资本主义复派”之类的不明所以然的话。

是啊，孩子们听不懂，大人们听得懂，听懂又何妨？能怎样呢？

那个发言的人说：“xx犯人绰号为‘克猴儿’！”台下的孩子们便兴奋起来，反复咀嚼着“克猴儿”这个绰号。

批|斗结束了，令这群孩子最期盼的时刻也到来了。武警们押着犯人上了卡车，很威武地叉着腿站在车上，前面时双膝跪下的死刑犯。车向着死刑场驶去，人群缓缓流动着，我跟几个顽童紧追不舍地跟随卡车在道路上跑，大声叫着“克猴儿，克猴儿！”

我叫得特别起劲，还不忘仰起脸来看看犯人的反应。无奈那克猴儿就是不抬头。于是顽童们捡起地上的石头土块，往克猴儿身上乱砸。我没有朝他扔石块。他们笑闹着，饥荒也无法阻止孩子们释放能量。

我打量着车上的犯人：他的头发蓬乱，衣角黝黑，衣衫不整，老老实实地跪在车上，垂着长满杂草般头发的脑袋。这时，卡车颠簸了一下，那颗脑袋晃了晃。

我清楚地看见，犯人的脖子上紧紧地绑着一根大粗麻绳，牢牢地禁锢着他，使他动弹不得。我对他的怜悯之情油然而生，一句”克猴儿”憋在嗓子里，最终没有喊出。

我注视着犯人。忽然，”克猴儿”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在两束目光相交的那一刹那，我的血液凝固了。我从未看见过那样的目光。

从黑色的瞳孔里流露出来的，是太多太多的哀怨、太多太多的愤恨，还有一丝无助和无奈。黝黑的面颊上，那双眼睛显得格外醒目，像两把耀眼的火炬，在一瞬间照亮了我的心房，唤醒了一个孩子的良知。

或许，那位犯人不畏惧死亡，但脖子上的粗麻绳迫使他跪下，即使他眼前的是一群不谙世事的小孩儿。他也许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哪里错了，他甚至不知道那个正直的中国是否颠倒了是非……我仿佛看到他被践踏成碎片的自尊飘零在地上……

车子越跑越快，许多孩子被落在了后面，依然乐此不疲地叫着”克猴儿”、“克猴儿”。我跑得不慢，却停住了脚步，望着卡车渐渐远离。

尽管与骑自行车的大人一直追随着卡车去刑|场是我的梦想，尽管跑到刑场会使孩子们无比羡慕，尽管不追了就代表着没有了炫耀的资本。但犯人那双火焰般的眼睛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这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它没有大道理。正是它的残缺造就了它的完整，它也真实存在过，它并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段过往。尽管荒谬到极点，它却存在了十年。

那不是我看批|斗的第一次，却是最后一次。

其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也是关于别离。这是李言笑给我讲述的，通过这件事，我隐隐地觉得，李家无论再怎样神秘，再怎样牢固，在文|革的漩涡里也要被撼动。

李言笑的爷爷出身还算凑合，其母是贫农出身，其父是小地主。虽然与地主沾边儿，但是组织还是觉得：这样的人可以先往后放一放，小资产阶级，无关紧要。

但是李言笑的奶奶就是纯地主出身了，裹着小脚晃悠晃悠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这样的老婆婆，自然就被别人盯上了，然后向组织告了密。有跟李家关系不错的人，提醒了李言笑的爷爷，说要有人来查身份，恐怕要遭殃了。

李言笑的爷爷眉头紧锁，两天没睡着觉，就想出来了一个办法：完成一次天衣无缝的掉包。

李言笑的姥姥是贫农出身，大字不识一个，在青岛的西部居住，李家人就连夜把姥姥接了过来，然后连夜把奶奶送了出去。

李言笑的奶奶被送到了福建。一个原因是那是南方，运动开展得相对不激烈；另一个原因是南方富庶一些，有李奶奶最爱吃的“咸鸭蛋和花生米”。

我听到这儿就觉得有些讽刺：同样是为了躲避文乱，我要北上，李奶奶却要南下。命运是不是在戏弄我。

后来一想，我来青岛没有考虑南北方受到运动冲击的大小，而是直奔着叔叔婶婶来的。

果然过了几天，组织里的人来了，就敲开大红门，李爷爷把门打开一道小缝，问他找谁。组织里的人就说，找王菊。

李爷爷就故作镇定地大喊，老婆子，有人找。

那个被掉包的姥姥，就颤颤巍巍地出来了，说您找我？

组织里的人就说，